§一生如鬼使神差（1/5）

按西方传说，天鹅在生命终结的时刻，总是要发出动听的哀鸣，人们遂将文人的最后作品，喻之为“天鹅之歌”。

公元858年（宣宗大中十二年），晚唐诗人李商隐，被罢盐铁推官，回到郑州荥阳后不久，忧郁而卒。诗人在临终前的这段时间里，曾经写了一首七律《锦瑟》。清代编《全唐诗》，将此诗列于《李商隐卷》的卷首。看来这首天鹅之歌，显然是公认的诗人代表作。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首诗人的绝唱，写得美妙绝伦，意境无穷，堪称之为中国诗歌的天籁。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为之动情，为之倾倒。然而，迄今为止，没有谁能完全读懂它，弄通它。可它的艺术魅力，在心灵上造成的震撼，却是每个读者绝对真实具体的感受，不能不认为是诗的一种奇迹。

在那影影绰绰，朦朦胧胧，依稀仿佛，似有似无的诗境里，人们所读出来的：那浪漫神秘的恋情，那温馨甜蜜的思念，那绮丽美艳的伊人，那音韵犹存的锦瑟，那讳莫如深的往事，那难能自拔的伤感，那既嗟且怨的命运，那惘然若失的梦幻……所有的这一切，读者忍不住掬心自问，诗人到底想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于是，宋以后，至明，至清，至民国，至当代，一千多年间，中国文人中间好玉溪生者，无一不在费尽心思，破解这首诗一样的谜，谜一样的诗。

谜，要是一猜即破，也就没有什么意味了；要是总猜不开，也就没有什么兴味了。他让你猜，又不让你猜透，这就是李商隐《锦瑟》的妙处所在。

实际上，这首约作于公元858年的绝唱，虽只八句，恰是诗人“坎凛终身”（《旧唐书·李商隐传》）的命运写照。他没有料到，在写作这首诗的时候，死神已经在门外恭候着了。

那年，他47岁，被罢盐铁推官。其实丢掉的这芝麻绿豆大的官，约相当于如今县政府里手工业局的局长，或者****一职，应该不至于当一回事的。可他，曾经做过侍御史，至少是局级干部，曾经补过太常博士，说不定享受副部级待遇，最后，职位剥夺，俸禄取消，成了无所傍倚的平头百姓，对诗人来说，实在够郁闷的。回到郑州的荥阳老家不久，心劳成疾，凄苦辞世。

47岁身亡，死得也太早了些，《全唐诗》中，我们还能看到崔珏的《哭李商隐》，“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为他抱屈。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按照托尔斯泰“情场得意，赌场失意；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事无双赢定律，文人太得意了，通常就写不出什么好东西的。相反，所谓“穷而后工”，所谓“文章憎命达”，对诗人作家而言，倒是想写出好东西的一条绝对真理。

因此，休看李商隐活得痛苦，死得惨怛，但是，文学史记住了他，读者记住了他。那些当时神气活现过的，不可一世过的，将他踩在脚下的衮衮诸公，那些侯门深似海，豪族目无人的达官高宦，将他晾在大门外干着过的，如今再也无人提起，可我们这位诗人和他的诗，却永远鲜活地存在着，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公平。

说起来，很失敬，我对这位大诗人，是在我成为人所共辱的贱民以后，才熟悉起来的。以前读玉溪生的诗，觉得离我很远。直到1958年的春天，戴上“**”帽子，手里捏着户口粮食关系，逐出北京，发配到新线铁路工地，才有可能重读大师。

怎么也想不到，第一个落脚的地点，适在河南省的博爱县。而据当地文史资料，这里正是诗人的原籍故里。

这种鬼使神差的安排，一下子拉近了我与大师的距离，想不出来究竟是偶然呢？还是必然？尽管那时，对其知之甚少，统共也背不出他十首诗。但我却知道他是个“坎凛终身”的人，因此，落魄的我，能有幸视他为同类，不禁感到鼓舞。尤其，一想到巨人尚且被侏儒踩在脚下，“**”的我被人蹂躏，也就差可自安了。

也许春风得意的人，读不大进去李商隐。那几年里，随身携带的清人沈德潜的《唐诗别裁》，其中所选李商隐的40首诗，曾是我得以寄托的精神绿洲。

山里的春天来得晚，被山挡住的太阳，也得十点钟以后才露面。在这深山老林里，那些一无去处，二无消遣的民工们，劳动之余，也只有抽旱烟，喝闷酒，兴致上来，扯开嗓子，哼几句梆子腔消磨时间。久而久之，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我也渐渐地听惯了乡民们所唱的，略不同于正宗豫剧的“怀梆”。

那时没有***，因而唱过野台班的老于此道的李商隐乡党，工余之暇，断不了串上几出，作为消遣。若不去考究说雅不雅、说俗不俗的半吊子唱词，只是倾听、欣赏、品味其声调，这些业余演员，唱到投入时，来劲时，也是蛮能煽情的。怀梆苦戏较多，如泣如诉的悲哀，呜咽缠绵的伤心，一唱三叠的感叹，愁肠百结的情思，那苍凉，委宛，幽怨，深沉的唱腔

，着实令我为之回肠荡气，胸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