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草是一种风格（2/2）

点。

文学杂志最重要的特色当然是好作品多。须知很多时候好作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这时候，杂志的栏目设计就显得重要了。在大家都不可能改变的小说这一主要板块之外，新《芳草》设计了一个最具自己特色的《批评家自传》，以及在获得文学界认可之后，发展变化而来的“批评家传”和“作家评传”等。面对文学杂志普遍担心文学评论这一块与读者趣味的差距，从二〇〇七年下半年开始，持续用较大篇幅进行“当代文学的中国经验”讨论。正是这种别人都不做的独特性，反而引起文学界的格外关注，一度形成了热点话题。事实证明，杂志除了有自己的坚持与坚守，还要有属于自己的“前沿性阵地”。

新《芳草》走过的四年，让我经常思索一个问题——主编在文学杂志中的作用。这即是办好杂志的第三要点。这是一个十分敏感，但又不能不说的问题。前些天，在北京的一个会上，我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会后还遭人诟病，以为我当主编是“票一把”，迟早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写作中去。所以，这话由我来说反而比较合适。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只要一提主编是杂志的灵魂，就会被说成是拿公家的钱办同仁杂志。一家杂志，真要办好，办成很重要的杂志，主编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比如巴金之于《收获》，秦兆阳

之于《当代》，周介人之于《上海文学》，刘玶之于《钟山》，宗仁发之于《作家》，还有我最熟悉的《长江文艺》主编刘益善，在最困难时期为杂志的生存与发展所起的作用。我相信，如果社会体制赋予主编更实在的编辑权和人财物权，相信文学杂志的处境会比现在要好很多。因为次仁罗布和龙仁青等藏地作家作品，在新《芳草》上频频出现，我获得一个“藏迷”的雅称。这个雅称是扎西达娃在重庆的中国作协的全委会上告诉我的。能获得这个雅称还由于新《芳草》破天荒刊发了藏地老作家朗觉·班顿的长篇小说《绿松石》。这部小说的藏文版出版于八十年代，并曾获得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译成汉语十几年，都没有找到杂志发表。扎西达娃推荐来，我在第一时间看过，觉得是一部放在汉语文学作品中比较，也是一部难得的佳作，当即决定发表。其后《长篇小说选刊》也迅速转载。正因为我以作家身份出任主编，不会在杂志社领取人生最后的养老金，才可以放开手脚，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将主编的角色设计，在办杂志的过程中有效实施。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文学的命运就是这样。当我们抱着玉碎的信念，文学是能够化腐朽为神奇的。

当年武汉地区的文学前辈，将《武汉文艺》更名为《芳草》时，其旨意必定是有自身追求的。只要做出自己的风格，无论是天涯何处无芳草，还是****鹦鹉洲，都能呈现出一派美景。

（在《小说选刊》创刊三十周年出刊三百期纪念暨文学期刊主编会议上的发言）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