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李进超问（1/3）

蒋先生，您好！我是天津社科院文学所的李进超。非常感谢您能够接受我与您联络！今年8月份来到社科院文学所工作，接受了《天津文学史》的部分任务，来写作其中有关您的内容，真的感觉太多的偶然和巧合了！我大学时，在当代文学中读了您的“乔厂长”，后来在中文系教写作，您的创作经历和作品也是我课堂上的例子。现在来做《天津文学史》，又是您的部分！哈哈！而我的爸爸，也是钢铁企业的，对您笔下的生活，我从小也是有所耳闻的。后来，从您写的《女儿的琴声》中，我又在猜测，也许我和您的爱女也是同时代成长起来的，诸多巧合啊！还是言归正传吧！

问：在读您的《农民帝国》时，冒出了一个想法，希望能从“乔厂长”到“郭存先”，梳理一下您作品中的人物线索，这是您创作的一个过程，其实也是我们国家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其中的《蛇神》，我看到有评论说，是您创作中的一个转折，您自己是否这样认为呢？

蒋子龙（以下简称“蒋”）：说来话长，《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收审记》《燕赵悲歌》……在《蛇神》之前几乎每发表一篇有点影响的作品，就会引起一场风波，有一种被恶狗追咬或被鞭子驱赶的感觉。有些烦，也有些累，于是想写一个自己喜欢的故事，这就是《蛇神》。没想到这部小说也带来一些争议，但让我领悟到写作中有种快乐的境界，尽管不常有，甚或一闪即过，却很有诱惑力。于是在此后的写作中，由责任生发出来的冲动和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成了我创作中两个很重要的动力。到近期的大量随笔、散文和《农民帝国》，基本上是在让我激动的诸多题材中选择自己喜欢的人物和故事下笔了。表达自己崇尚的一种精神，成了写作的主要目的。

问：另外有一点想冒昧请教的，我看到您作品中，偶尔会有基督教的印记，《十字路口》，还有《人气》，不知您这样的创作是因为基督教的教义等影响而有意设置的，还是仅仅为了情节发展而添加的呢？

蒋：你很敏感，且细致入微，从没有人提过这样的问题，我自己也未深究过，经你一问才开始回想这种现象，试着给出一个解释。我从小爱听神怪故事，对宗教感兴趣，以后进入社会后，格外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的朋友圈子内有藏传佛教的活佛，有对佛对众生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居士，有虔诚的基督徒，我崇敬刘小枫的著作《沉重的肉身》等，也见识过一些神神怪怪的人物，自己也练过这样那样的功法……奇怪的是我始终没有自然而然地对一种宗教入迷，或许是机缘未到，或许是作家的职业所致。也练过好几种功法，几乎都没有收获，在听别人讲一个气功师的神奇时会很感兴趣，见面一谈，只要一发现对方的话语中有吹嘘不实之处，就立刻不再迷信对方，从此不再相信这个人和他的功法。我小说里关于这

方面的描写，并不是精心设计好的，是情节发展那儿顺笔带了出来。我对任何一个宗教都所知甚少，不敢认真写宗教人物，只能以闲笔的方式处理。

问：人们往往这样形容您的性格：外冷内热，不熟悉的人常会误以为您冷漠孤傲，而实际上只要能“冲破那道严肃的防线”，便会发现您是一个古道热肠，并不乏幽默和可亲的人。您这道“严肃的防线”是与生俱来，还是您丰富而又曲折的人生经历、工作经历使然？

蒋：自母亲去世后，我的命运就伴随着打击，每当干出点苗头，准会招来重重的一击……没完没了，几乎折腾了我大半生。如今这副样子，有自己的性格因素，也有命运的成全。在朋友圈子中我被认为是豪爽的，敢说敢做的。但我内心很清楚，自己怵于交际，不像别人那样能轻松自如地就融入一个新的群体。有时狂傲，有时自卑，有时冷漠，有时火热，生命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体，作家的性格就更是复杂多变。

问：1976年，《机电局长的一天》的发表，引起了巨大反响，1979年《乔厂长上任记》再次引起轰动。然而我们知道，这两部作品都给您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能否与我们分享，在那样的情境之下您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信念促使您一路上笔耕不辍？

蒋：文学对我来说不过是一种逃避。读书的时候我功课不错，非常想上大学，由于身上背着个政治处分，彻底毁了大学梦。当兵时干得也挺好，按理应该升官，却由于出身不好不得不复员。回到工厂也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大工匠或生产管理者，却一次次地挨整挨斗……凡是我想干的没有一件能如意。后来发觉，躲到文学里还能保留自己的梦，在自己创作的小说世界中，生活和命运得到更新，精神得到释放。当我的小说也遭到批判时，我已经无路可逃、无处可退了，正如俗话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到“乔厂长”挨批时，就如同给我打兴奋剂，报纸上每见到一篇批判文章，下班后我会在路上买一瓶啤酒，五角钱的火腿肠，当晚必创作一个短篇。

问：提到您，人们首先便会想到《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等优秀的小说，《“公偷”》等杂文亦是流传甚广，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