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带给文学的思索（1/4）

前不久我同陈丹晨、杨匡满诸同道参加敦煌笔会，一路上匡满兄不停地引吭高唱苏联的歌曲。或用汉语，或用俄语，或一段汉语一段俄语：《山楂树》《喀秋莎》《列宁山》《三套车》《红莓花儿开》……同车的人有时合唱，有时跟着哼哼。30岁以上的人似乎没有不会哼几句苏联歌曲的。大家吼得痛快，得到了一种满足。追忆杳远的旧梦，唱出了一种怀旧情调——当然不是怀恋已经垮掉的苏联，而是怀恋各自的青少年时代，怀恋已经逝去的美好年华。这一代人当年是唱着苏联歌曲上学、长大，或参加工作，或投身革命的。

岂止是音乐，在文学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当代45岁以上的作家有没有受过苏联文学影响的吗？即使有恐怕也不会太多。

中国大陆新时期的文学史，也可以称作是努力想摆脱苏联文学影响的历史。

在60年代之前，中国曾机械地照搬苏联的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当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话：“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的今天就是苏联的昨天。”文学所植根的土壤太相近了，连他们的错误中国都要重复。看苏联的小说或电影，觉得亲切可感，如同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事情一样，无非更深刻、更激烈，顶多是有点提前发生罢了。而许多中国作家根据自己熟悉的生活创作出的作品，却常常被认为是受了苏联文学的影响。我的一部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写了一个姑娘改造一个汽车运输队的艰难过程。这部小说被认为是受了苏联一部电影的影响，那电影讲的是一个女政委收编一群土匪的故事。我至今还未看过这部电影。某作家写了在劳改营饥饿的感觉，有人就想到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对饥饿的无与伦比的刻画。该作家写一个汽车司机的爱情故事，又被人拿去和艾特玛托夫的某部作品对号……

王蒙在一篇文章里开出了一长串受苏联文学影响的中国当代作家的名单，其实还不止这些。一个国家有这么多作家受另一个国家文学的影响，不是有点奇怪吗？这种现象在世界文学史上恐怕也不多见。

苏联文学不仅影响过中国作家，还普遍地影响过中国的社会和广大读者。苏联对中国最成功的规模最大的援助就是文学艺术的输入。

高尔基的《鹰之歌》《海燕之歌》以及许多苏联作家的作品编进了中国的学生教材。一大批苏联小说中的人物成了中国青年人崇拜的偶像。如保尔·柯察金、夏伯阳、巴特曼诺夫等。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段著名的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来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当时的青年学生像“文革”期间背诵毛泽东语录一样来背诵它，作为朋友结婚、外出或参加工作时的赠言。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式政治抒情诗也曾风靡中国，谁能说以后中国出现的阶梯式政治诗是作者的独创呢？苏联文学给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许多现成的口号、表现形式和创作方法，比如：现实主义、“文学就是人学”、报告文学是文学的轻骑兵、写阶级斗争、塑造理想化的正面人物、写全景式的史诗般的作品——如同列昂诺夫的《俄罗斯森林》、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等三部曲、恰科夫斯基的《围困》、斯塔德纽克的《战争》等等。苏联文学中追求史诗规模的作品太多了。苏联作家喜欢纵观全局和编年史式地描写，渴望创作出完整的艺术作品和巨大的典型性格。史诗情结至今还

纠缠着一批中国作家，陕西作家路遥撰文介绍他写作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时，明确地想追求一种史诗的规模和价值。其实，有才气的作品其意义本来就是多方面的。

甚至中国文艺界在搞政治运动的时候，也不能忘记苏联文学。60年代初，一场大规模的“反修防修”运动，矛头直指苏联，各地却组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内部观摩根据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叶尔绍夫兄弟》改编的话剧，据说这部小说是“反修防修”的有力武器。中国反腐败反贪污要看苏联电影《伟大的公民》，中国人看得很解气，觉得无产阶级政权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太复杂了。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中国戏剧界先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进行了长时间的围剿。驱逐索尔仁尼琴，《日瓦戈医生》风波，以及后来的苏联文学“解冻”，都给中国文坛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和震动。因为中国当代文学和苏联文学联系太紧密了，有许多地方彼此太相像了。即使有一段时间两国在政治上交恶，也未割断两国在文学上的相互影响。

进入80年代，西化风尚勃兴，中国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轮番轰炸。一批年轻的先锋派作家，效仿福克纳、萨特、马尔克斯等人的写作技法，热衷于表现曾经荼毒了一代欧美但在尚未进入发达工业社会的中国还不被人觉察的紧张、变形、迷惘、绝望、孤独，因而没有获得社会和读者的广泛响应，变成了新潮人物的文法实验。但它对消除苏联文学的影响却起了很大的作用。此时苏联文学强人已逝，未见新机滋生，影响力已日渐微弱。

1985年我发表了中篇小说《收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