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大师事件”（1/5）

文坛不可以没有大大小小的一个接一个的“事件”，不可以没有是是非非和飞短流长。设想一下，若是没有这些东西，文坛该是何等的寂寞、无聊和无趣啊。我对此是有些体会的，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困扰其中。

我的好几部小说，总是始料不及地惹出一些麻烦，被人没完没了地对号入座。有些事情甚至匪夷所思地以此划线，令人很长时间里都消散不去一会儿疼、一会儿痒的不良感应……这许多年来，层出不穷的事件或风波就像恶犬一样在追赶我、撕咬我，有时只是撕烂了我的衣服，有时却咬破了皮肉，乃至伤及心情。人生有限，如此内耗有什么意义？我决心调整自己。

在创作上，小说写得少了，主攻随笔类的文章，企望修炼自己。改变跟社会的接触点、转移注意力，看能不能让自己的文字还有另一种面貌和神态。在做人和做事上，采取逐渐淡出文坛的姿态，退回到观众席。俗谚云：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基本坚持“三不”方针：不参加活动，不听信传言，不评断人事。碰上实在拒绝不了的活动，严格要求自己只当“道具”……“任难任之事要有力而无气，处难处之人要有知而无言。”

人活着也不能什么事情都“不”，在“三不”的基础上又增加一个项目：每天游泳。你有多大劲到水池里比画，游一千米不过瘾就游两千、三千，多咱折腾累了多咱上岸……果然，这两年耳根子清净多了，伏案工作也宁静多了。

不料，到2002年10月末，许多中文网站同时发表了内容大致相同的消息，惹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事件”。类似的标题比比皆是：《蒋子龙说，中国文学进入大师时代！》《请问蒋子龙，文坛大师在哪里？》《质询蒋子龙乱封大师的资格……》……

媒体时代传闻的繁殖率惊人，几乎就在一夜之间，闹哄得就跟真有那回事一样了，我能见到的还有几家大报也报道了这件事。于是，“大师时代”这个词汇在近两年里算是跟我摽上了，无论我到哪里，记者采访时劈头盖脸的第一问往往是：“你说中国文学已经进入大师时代，根据是什么？”“你说的大师都是指谁？他们也承认自己是大师吗？”……

直到2004年，春天去安徽，夏天去青海，冬天去云南，当地记者还在向我提相同的问题。现代传媒的盲从和武断不能不令人震惊。他们听到别人说我讲了什么话，只要这些话能够做点文章，那就认定是你说的了，然后再尽力从你这里再继续挤兑出一些新鲜佐料。从没有一个记者对我提出“大师论”这件事情本身生出疑问，也没有人愿意耐心地问问我为什么要这样说。人们面对传言如火燎油，却毫不在意事情的真相。起初我也曾试着想说明原委，很快就发现没有人对我是否真的说过什么感兴趣，他们只对眼前哄起来的事件本身有兴趣，甚至觉得我想解释点什么的念头都是多余的，只会越描越黑。

看来，我是该主动反省一下，向文坛、向读者作个系统的回答，对“大师”们和自己也好有个交代。但是，想要弄清这个“大师事件”到底是怎么闹腾起来的，请允许我耐着性子从头说。

2002年的秋天，我们一行五人应邀赴渥太华参加国际作家节。于当地时间9月20日深夜到达渥太华，加拿大国际作家节主席尼尔·维尔逊先生到机场迎接，甫一见面他就有些沉不住气地告诉我：“有一批人知道了你们今天要来的消息，想到机场来游行示威，以表抗议。”这有点下马威的意思，我颇感意外，心里不快语气便有些不快：“中国作家跟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作家都有交往，无论到哪里去还从未听说过受到这般严重的关注，我能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他赶紧解释说：“加拿大是自由的国家，有人想要游行谁也没有办法，幸好警察局最后还是劝阻住了。”尼尔先生的口气中不无忧虑。

“那我们的自由呢？我们是你们请来的客人，有你们政府签发的所有合法入境手续，也应该有来参加作家节、以文会友并不受骚扰的权利和自由，那些想游行的人要向我们示一种什么样的威、想抗议我们什么呢？”我尽可能用和缓的口气问他。

主席先生以西方人习惯的表情撇撇嘴，耸耸肩，摊开两手作无奈状，算作回答。

第二天下午，我在加拿大国家图书馆报告厅做专题讲演，题目是《关于文明的对话》（此讲稿发表在同年的香港《大公报》第611期上）。按大会规定，我发言后要留出半个小时的时间回答听众提问。可我的讲演还没有结束，在大厅两条通道中间竖起的麦克风前就排起了队，那是等着向我发问的。在有80多个国家的作家参加的作家节上能有这么多人关心中国文学，着实令我兴奋，甚至感动。可惜这兴奋和感动没有延续多长时间。后来当第一个发问的印度女作家讲出她的问题之后，我就知道她并不是冲着中国文学来的。她一张口就跑题了：“蒋先生作为中国知名作家，怎样看待练习气功？”

我回答说：“尽管这不是今天要讨论的话题，而且我对气功也所知甚少，却还是愿意作简短的解释。前不久我还在中国的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