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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才会临阵清醒，不断地重新体验自己的文明本性，并与其他文明沟通。这也体现了我们与亨廷顿教授的基本分歧：他只指出了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我们需要呼吁的是，这些文明如果真正称得上文明，一定有共同的语言，一定有共同的敌人。

那么，即便是与欧洲文明有着太多历史恩怨的中华文明，也不会一味执著于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来谋求自我复兴。它正在渐渐明白，自我复兴的主要障碍是近处和远处的蒙昧与野蛮，因此更需要与其他文明互相探究、互相学习、互相提醒，然后并肩来对付散落处处的憧憧黑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对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多方面比较，突破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两极方位，而是一直保留着更庞大的第三方位，即一切文明的对立面。为此，中华文明正开始以更谦和的态度来体察欧洲文明的甘苦冷暖，并虚心求教，不管欧洲文明什么时候也能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中华文明。

二〇〇一年二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