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命运的第一个转折（1/4）

我最终是以“卖血”的方式向着光宗耀祖的路行进了一大步。

我卖血的最直接原因是想买书看。爱萍回去不久就嫁了人，虽然没有过于现代的婚礼，没有自来水、抽水马桶，没有地毯，没有婚纱照，但在当地也算得上是有钱人。我的父亲从爱萍那里嗅到了一丝不快的讯息，他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催我回去。为了证实我活得好，活得开心，我一张汇款单接一张汇款单地往回寄，隔三差五寄一些斗志昂扬的照片，叉着腰，一脸灿烂。在我的身边，为父母、为弟妹，甚至仅仅是为了盖房子而拼死拼活的姑娘多得是，寄钱回家，从来就不是牺牲，因为穷就是我们的过去，致富就是我们的将来，哪怕自己有足够的聪明和念书的兄弟抗衡，可是谁又去计较这些呢？

我第一次卖血是在刚进城市第一年的夏天，我早早空着肚子来到医院。我跟车间主任请假时说：“肚子痛得很，要上医院两个小时。”扣两块钱很有可能挣两百元，这是划算的请假和装病。体检时我嘻嘻哈哈，体检合格后，我俨然没事一样，竭力掩饰自己的自卑和羞耻。

血站的医生隔几分钟叫一拨人的名字。我一边等待，一边注视着进进出出的人。在这里，看到的只有一种人：穷人。青筋暴出的大爷、皮肤黝黑的大婶、营养不良的学生，还有我——外省打工妹，一个个满脸苦相，一看就是缺钱的人。等了半天，还没叫到我，只听到各自的肚子因为饥饿而抗议地叫。肚子叫，嘴不叫，没有人不是一本正经的，像等候审判的罪犯——因为犯了贫穷的罪。

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我的梦是狗屎，我的青春也是狗屎，唯有我的血值点钱。可是我连卖多少血拿多少钱都不清楚，也不敢问。

和我一起走进无菌室的是位嘴上长满“毛”的小伙子，护士小姐为找不到他的血管而大为光火。玻璃上反映出他的脸，他的慢慢涨红的脸。洞察他犹如洞察我自己。血同时涌到我的脸上，犹如血色般红润。从那以后我脸上的皮肤就没有恢复过，若干年后，我花了十倍于卖血的钱，也没能让我的皮肤白过来。

我出了医院就进了新华书店，买了六本名著、八沓稿纸、五支圆珠笔。我为自己的聪明惊叹不止，我想这下我可以把少年的作家梦继续下去了，还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说不定哪一天就成了闻名全国的作家，让我地底下的老祖宗也笑一回，当然是真正地笑一回。

我回来就直接进了车间，匆匆忙忙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开始工作。可是仅仅不到半个小时，一阵突然而至的眩晕袭来，我在熨斗散发出来的巨大的蒸汽中一下子失去了知觉。

等我醒来时，大家正在七手八脚地掐我的人中，我听到有人建议送我到医院，我赶紧挣扎着起来。这时候进医院无非意味着花钱，也意味着我下个月的工资将没法寄回家。我听见自己尖着嗓子的叫声：“我没事，我不要紧，我不要上医院。”

那天晚上，我捧着用血换来的一本本崭新的名著，像宝贝似的抚摸了一遍又一遍。

第二天，父亲突然来看我，来不及伪装的我暴露出了所有

的生活真相。父亲一大早就来了，一直站在厂门口等到中午我吃饭时才见到我，趁中午吃饭的半个小时在厂门口见一面，我连一把让父亲坐坐的板凳都端不出来。我面黄肌瘦，一脸倦容，连请他吃一碗面的时间都没有。我眼看着他饿着肚子上了公共汽车，所有的矜持和做作一扫而光，我终究为自己的任性而放声大哭出来，哭声没有车声响，但父亲仍然听见了。听见了哭声的父亲于是没有回家，等到第二天中午再来，可终究还是再听着女儿的哭声上车。我看到了父亲默不作声的表情。

尽管非常辛苦，一个月下来，七算八算，除了寄点钱回家，所剩的钱也只能顿顿青菜茄子。一九九二年整整一年，我没吃过一顿城市的肉，倒是父亲从被我深恶痛绝的农村带来了不少美味。

城市渐渐成了一面清晰的镜子，照见我笨拙的体态、粗糙的皮肤以及由于缺乏教养而显现出的无知的眼神。

我喜欢游逛，所以从游逛中发现了城市的真相。城市的层次层层叠叠，而我恰恰是最低的一层。城市给我的位置仅仅是缝纫机后的一条板凳和集体宿舍的一张床，我可以为它献身，但它却不曾接纳我的灵魂。缝纫工的灵魂是缥缈的，缝纫工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我对于城市而言，就如一粒尘埃。

但是城市之所以是城市，就在于其不同凡响的容纳力，我们可以埋怨和诅咒，却不会轻易离开。城市虽然默默无语，却昭示着一切。短短半年，尽管生活只有三点一线：车间、食堂、宿舍，但我仍然悟出城市生活对于漂泊者的本质：要想真正被城市接纳，光有投身是不够的，我们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过客，要想立住脚，只有加倍地努力。

上班，我拼命地干，希望多挣一些钱，我常常在熨衣服时就盘算，这一小时熨了几件，折算成书可以买几本，寄回家可以给妹妹买几次糖果。一到休息日我就会捏着仅有的钱往新华书店的路上奔。在路上，每一次我都要和我的胃作一场斗争，我的胃强烈地要求接纳路边香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