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向城里出发（1/4）

十八岁生日那天，我拿到我的第一张身份证。

一大早，我从长江里挑了五担水回家。我住的村子就在长江边上，四周围着每年都在加高的堤坝。从十四岁开始，我每天都要到长江边挑水。

春天的田野里该绿的绿，该黄的黄，但我看了只觉得沉闷。村子里空荡荡的，年轻人都出去了，这个鬼地方真没有什么好多待的了。我初中毕业已好几年了，那些初中没读完就出去打工的人在春节回来时都显得非常洋气，皮肤变嫩了，嘴巴也会说了。她们有的在北京做保姆，有的在南京当服务员，有的在车间做缝纫工。我邻居家的女儿阿玲就已经在上海做了一名挡车工。我不知道什么叫挡车工，可是知道什么叫时髦，什么叫见过大世面。她们回来的时候细皮**、衣着得体，她们的眼里不像我这么空洞，她们有钱花，她们知道什么叫电梯，什么叫大商场，她们还知道什么叫“肯德基”。阿玲甚至还把她老实巴交的男朋友的工作也找好了。她写信让我也去做挡车工。她说，她每天站在电梯里不用爬就能到五楼，风雨不愁。阿玲家原来是种马铃薯的，所以老是要跑家串村，风里来雨里去。阿玲还说：“城里人过的日子才叫好日子呢！有马路、汽车、商场、舞厅……下雨要什么紧？地上又没有泥，天天可以看电影。”

“那不都要钱吗？”

“傻了不是？他们月月都有钱拿，不像我们，是穷人。”

从她们的嘴里，我确信城里人用的是电灯不是煤油灯，城里人有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

这说明什么？说明可以坐在家里看电影，可以听到许多动听的歌，甚至连衣服也不用洗……连衣服都不洗的人们还用得着种地、担水、在太阳底下烤吗？

我还闹过一个笑话。我问我的同学爱萍，城市那么大，挑水可要走很远的路哦？这次被取笑也有收获，从此我就知道自来水。爱萍说，就像长江那边的水用水泵打上来，沿着铁管直接流到家里。

阿玲还说：“城里人吃西瓜是把西瓜切两半，然后用勺子掏里面的汁吃，不像我们，红的白的全吃掉，皮还要洗了腌着吃。”

“出去了，才知道自己以前白活了呢。”

阿玲没有骗我，凡是出去打工的人，到了年底几乎都是满载而归，他们明显比在家种田的人表情丰富、见多识广。每个回来的人都会说：种田有什么意思？忙活一年要么被旱，要么被淹，能存下几个钱？在城里，好歹还能开个眼，还能存下盖房子的钱。

当每个回来的人都这么说时，更多的人就又加入了离家的队伍。

我挑着水从堤坝下来往村里走，我决心这是今生最后一次挑水，明天，我就要离开这鬼地方，到外面去，别让自己在这里憋死。

到了我十八岁时，出去的欲望变得格外强烈，我终于像模像样地学了缝纫技术。当然我不爱这个行业，我学这个完全是为了有一样拿得出去的手艺，然后千方百计地做父母的工作。父母经不住我软磨硬泡，终于同意我拿到身份证就可以出去打工。

这一天我已经等得很久了，头一晚，我兴奋得一夜没睡

好，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出发了。我背着两个蛇皮袋，一袋是棉被，另一袋是几件像样点的衣服和几本舍不得扔的书。或者说，我的两个蛇皮袋里，一个装着温暖，另一个装着理想。

我沿着江边的堤坝走了两小时到了一个码头，这里不通车。坐了三小时的船后有一个小站，然后我第一次踏上了火车，开往常州的火车。

一星期以后，我已在城里的一条服装生产线上熨衣服了。每两分钟，生产线上就会流过来一件衬衫，工段长在边上不断地催促：“快点快点。”我的动作被迫非常敏捷。爱萍在生产线的另一头，即使在边上，我们也没法聊天，走来走去的监工也不允许。生产线上另外的女工也都与我一样，毫无表情或者说带着一脸的焦急。“快干，快干”的意念充斥着我们的手、脑和神经。

这是我在城里的第一份工作。

那天下了火车之后，已是午夜，我似乎觉得城里人像观赏怪物似的看我。两只蛇皮袋把我臊得满面通红，尽管我穿上了我最好的衣服，可还是这儿最土气的一个。我毫不犹豫地扔掉了棉絮和土里土气的衣裳，可是这双穿着布鞋的双脚走在街头，还是显得与周遭的环境极不协调。爱萍的工厂在什么方位？乘哪路车？我一点方向感都没有。街上真的如人们描述的一样，华灯闪烁，人影迷离，我置身其中，备感恍惚。我想找个地方歇歇，天亮再去找爱萍，于是又折回候车室。半夜的寒冷又使我后悔过早地扔掉了破行李。凌晨三点多，我刚在候车室的长椅上躺下，一个戴袖章的老太婆就过来了。

老太婆恶狠狠地踢着昏昏入睡的我：“滚，火车站不是供你睡觉的。”

“我明天在这儿乘车。”

“不行，你以为这儿是白睡的呀，拿五块钱来。”

“我不，我又没买你的东西，我不给你钱。”

“那你滚，快滚，不滚就让联防队抓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