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历史的惯性不会停摆——朱熹的理学（1/4）

历史的惯性不会停摆，大一统基因不会改变。在南宋朝廷偏安一隅、抱残守缺的时代，诗人词家奔走呼号，热血健儿前仆后继走上抗金前线流血牺牲的时候，南宋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退居山林，潜心研究宋明理学。朱熹在理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儒学为汉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成为华夏在百年分裂后重新大一统的凝结剂。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神宗发布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又是中国唯一一个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金融业”的膨胀，神宗时全国年铸币达到506万贯，是唐朝开元盛世年32万贯的15.8倍。宋代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负责纸币发行的“中央银行”——益州交子务。工商业发展导致城市扩张，北宋首都汴梁、南宋首都临安人口均超过百万，而南宋末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也只有10万人口。南宋退居临安（杭州）以后，东京汴梁乃至整个北宋的富豪巨贾、文人学士知识阶层，全都前呼后拥来到南宋新都临安或陪都建康（南京），临安顿时成为繁华富庶之区。

当初宋高宗定都杭州，他的理由似乎是很充分的。杭州在北宋已是万物富庶的“东南第一州”，而且杭州比建康更远离前线，相对比较安全；其次杭州离建康又不太远，同样位居江浙最富庶地区，在财物的供给上与建康没有太大的区别。许是为了安抚主张定都建康群臣的心，高宗将建康作为“行都”，也就是陪都。

南宋的教育事业相当发达，朝廷在杭州创办的“三学”有很高的声誉。“三学”是太学、武学、宗学。太学是南宋的最高学府，太学生的毕业成绩分上、中、下三等，上等生员由皇帝亲自召见，然后委派为统治阶层的官员。太学生有很强的参政意识，秦桧的党羽汤思退执政，就是在太学生的上书强烈反对下免职的。南宋的武学顾名思义是军事大学，专门培养军官，殿试第一名可任为正将，第二、三名则为副将。宗学则是培养宗室子弟的教育机关。

南宋时代的杭州极为繁荣，茶坊、酒市、勾栏、瓦肆为主体的第三产业，更是彰显出一派无比奢华、歌舞升平、国泰民安的虚假盛世景象。当时杭州城有五花八门的杂戏、杂技。北方流落的艺人们在街头卖艺，表演一些如踢瓶、弄碗、踢缸、花鼓、壁上睡、虚空挂香炉、烧火等等名目繁多的游艺节目。西湖的千娇百媚，岸柳苏堤，更是让人流连忘返。北宋的苏轼曾大规模疏浚过西湖，到了南宋，历任知府更是把整治、疏浚西湖当作任内的一件大事。而君臣们也是一天到晚嬉游逸乐，流连于湖光山色。

宋高宗没能收复中原，这位酷爱书画的皇帝却在南渡尚立足未稳时，就忙着招揽南方各地的画师，也有从北方流落到临安的画师，建立南宋御前画院。画师们画了西湖又给西湖取上一个个动听的名字，这就是流传至今的西湖十景：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三潭印月、双峰插云、南屏晚钟、雷锋夕照。南宋著名画家马远有《踏歌图》传世，此图近处田垅溪桥，疏柳翠竹，老农边歌边舞于垅上；远处高峰刀削，宫阙隐现，朝霞一抹。整图气氛欢快、清旷，形象地表达了“丰年人乐业，垅上踏歌行”的诗意。踏歌是民间一种不拘程式的娱乐形式，用足蹬踏而作歌之意。《武林旧事·元夕》有写南宋京城临安繁华气象的诗：“人影渐衡益露冷，踏歌声度晓云边。”张武子诗：“帖帖平湖印晚天，踏歌游女锦相牵；都城半掩人争路，犹有胡琴落后船。”可见踏歌这一娱乐形式在平民中甚为盛行。

南宋各朝对士大夫是相当宽容的。宽松的仁政却造就了一个肆无忌惮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推波助澜加剧了虚假的表象。因为在那个时代，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而生产资料的掌握很不公平。由于朝廷“不抑兼并”，而南宋的士大夫们“宦游而归，鲜不买田”。特权阶层为抢占田地往往不择手段，且想方设法逃避税赋，结果造成耕地免赋的竟然超过一半，就连宋真宗都感叹“天下税赋不均”。再加上南宋工商业的国家垄断经营，诸如盐、酒、茶、舶来品等，在大部分时间都属于专卖物品，不许私造私贩。垄断的结果是特权阶层利用专卖制度大发横财。特权阶层在追求“赢家通吃”的游戏中，掏空了国家生存的基础。如此偏安一隅的虚假繁华，却把文化发挥到淋漓尽致。难怪诗人范成大在他所著的地方志《吴郡志》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南宋王朝，在偏安中享乐今宵，早已将收复中原、统一国家的大业抛到了九霄云外。南宋诗人林升曾写下这么一首讽谏诗：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薰得游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上面这首描写西湖的讽谏诗，对朝野醉生梦死的享乐主义鞭辟入里。北宋中、晚期的汴州（开封），曾有两个对后世都颇有影响的词人：柳永、周邦彦，他们几乎一生都是为青楼的**写歌词。由此可见，**在当时是何等泛滥。南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