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丝绸之路（1/2）

英国作家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中，认为中国的船队早在1421年便航行过美洲、澳大利亚。虽然海上丝绸之路（Maritime　Silk　Road）和帝国的海上文明建立尚有争议，但陆路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与它的辉煌是客观存在的。德国旅行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的中国游记里首次提出“丝绸之路”，代指欧亚大陆的贸易、文化交流通道，传统上以长安、洛阳起，经甘肃、新疆，跨过葱岭，越过中亚和西亚，到达欧洲。

西域之游记，浩如烟海，为何还要步人后尘？或许是缘于我第一次的间隔年（Gap　Year）吧，已与今日时隔八个春秋了。17岁的我休学离家，跳上了一辆驶向新疆的大货车。那是我第二次的新疆之旅，尚且记忆犹新。秦岭的层层**，乌鞘岭的五月雪，色彩让人疲倦的火焰山，像黑暗中孩子双眸的天山湖，思绪随之坠入湖心。天山静默得和父亲的脊背一样，在蓝紫色的暮霭下，草原像细菌般地滋长延伸，用不同语言驱赶羊群的哈萨克少年和像花儿一样娇艳绽放的维吾尔族少女。

记忆中的影像挥之不去，搭车重走丝绸之路，不仅出于新的思考，还在于个人情感上的追忆。即便许多年过去了，还是会对异国他乡的情怀念念不忘。并不只有我对遥远的异域充满浪漫幻想，法国小说家福楼拜（Flaubert）年轻时最大的梦想便是离开鲁昂，到埃及去赶骆驼，并在后宫中找到一位有着橄榄肤色、上唇带有一丝幽怨的女孩，为她献上自己的童贞。

务必要说明的是，我讨厌间隔年。这种间隔完全没有必要，在中国的大大小小旅行类畅销书中，无论是间隔年或者成人礼，强调的都是一种中国现代社会的过渡仪式（Rites　of　Passage），社会因此强化了它的传统架构和人们的权利义务形式。人们总在试图超越过去，这种努力是无用的。个人无法摆脱阶段性的回归社会规范的命运，虽然他们身在其中，且富有反讽意味地去反映社会规范。

我曾数次穿行于这条丝绸之路上，搭车，远足，田野调查。先后四次涉足新疆，最远一端到达哈国和俄罗斯的边境，并在西北度过七年的求学时光，即使是看尽“丝绸西去”，仍会感觉到奇异的陌生。

也许正是这种疏离的陌生感，让我甚至一度想去徒步走完这条路。转折的机会就是大学毕业前偶遇《最遥远的路》（The　lo　Way）的作者雷克（Christe），当时他正在完成他的伟大旅行，可惜天有不测，大地震的发生让我决定南下拍

摄，机会擦肩而过。

在20世纪初，搭车还只是一种单纯的交通方式，而在60年前，搭车为旅行开辟了一条必由之路，现如今，搭车已不幸沦为消费社会的商业炒作，以及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开创的在路上速成班。搭车客们周旋在货车司机、****、地痞、嬉皮士、夸夸其谈者和骗子之间，他们将一个传统亲手葬送，又掉入另一个风暴中心。正如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在《忧郁的热带》里所预见的那样：“探险家们追求权力的现象相当风行，逃避当代文明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规范，逃避的方法有时是往上爬，去登山；有时是往下掉，掉入地球的内部；有时是平面行走，到遥远的地方旅行。”

那为何还要搭车呢？答案或许是：“我不知道。”

我没有契诃夫（Chekhov）远足风雨缥缈的萨哈林岛那么伟大，“去医治我风雪中的祖国”；也写不出凯鲁亚克《在路上》那样的旷世经典之作，“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更没有斯文·赫定沙漠探险和中亚考察的英雄魄力，甚至终生未娶，因为“我已和中国结了婚”。但是毋庸置疑，他们都是影响我的作家。余华曾说：“文学中的影响只会让一个作家越来越像他自己，而不会像其他任何人。”

即便是我再度踏上新疆的土地，较之一群搭车、骑行、暴走、由南向北徒劳地奔波在这条路上、疯狂的年轻人来说，我或许算是微不足道的观光客罢了。但旅行久了，若没有深入的探寻，难免会感觉空乏无力，如同去听一场没有提前做过功课的古典音乐会。英国作家王尔德（Oscar　Wilde）曾说：“我们的梦想必须足够宏大，这样，在追寻的过程中，她才不会消失！”

对大多数人而言，我的旅行苦闷、枯燥乏味、毫无乐趣。为何一再沿着多年的道路，锲而不舍？为了找到准确的答案，我再次将有关丝绸之路的书籍，一箱箱地从图书馆、朋友的藏书间里搬回来，从斯坦因到斯文·赫定，从《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到《穿越帕米尔高原》，再从官方史料、文人游记到民族志（Ethnography），一气呵成。越深入阅读，越觉得疑惑，不禁怀疑起书中的内容和观点来。

涂尔干就曾把“旅行家在匆忙之中所写的含糊其辞同历史的准确文本对立起来”。从汤因比《历史研究》里看出，世界文明的诞生通常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