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布衣卿相（公元前273年—前264年）（1/10）

一

年幼的国君往往被贵族集团欺负。15世纪，英国的亨利五世即位时是个幼主，贵族和议会（是贵族组成的）紧紧地控制着他。即使到了这个幼主长大以后，贵族们仍然不肯轻易退出舞台，而是继续保持贵族掌政，以维护贵族集团的既得利益。后来爆发了著名的玫瑰战争，国王和贵族之间大战了三十年才略见分晓。

公元前3世纪上叶的秦国也是这样的。公元前307年即位的秦昭王是个幼主。这孩子的妈妈宣太后以辅政的名义夺去了他的权力。宣太后趁机大封宗室贵族，形成了以魏冉，以及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为代表的贵族掌政局面，即所谓“四贵”，专了秦国的命。其中，魏冉是宣太后的弟弟，被封为穰侯，属于封君，封地是河南南部的穰邑（今邓县），宣太后又把自己的另一个弟弟封为华阳君，封邑是陕西华阳和中原的新城；宣太后把自己的二儿子（秦昭王的亲弟弟）封为泾阳君，封地陕西泾阳和中原宛城，另一个儿子封为高陵君，封地陕西高陵和中原的邓（今偃师）。这四位都是王族亲戚，属于贵族，同时为封君，封地还不止一处，且都是名城。秦国发达的工商城市如穰、宛、邓、陶——都是最近二三十年秦国陆续从中原抢来的，是中原名城，但都没归国家，而给了四贵，成了四贵的私人封地。国家失去了这些重要的税收来源，财力变得虚弱。而四贵时时与国家争利，战争的战利品（宝器、黄金）往往也都运到了四贵家，于是四贵各个都比秦昭王本人还富有。贵族们的贪婪本性还使得他们不断想扩大自己的封邑圈，魏冉趁着五国合纵攻齐，就以秦军攻打遥远的陶邑，并取得它做了自己的新封邑。随后又不断打大梁，属于用国家军队给自己跑腿儿，目的是保护陶邑的东侧安全，乃至增加陶邑的封邑圈。

当然，若说贪婪，布衣做了将相，一样也是贪婪的，不过君主对于布衣的贪婪性好克制，而对于贵族的贪婪性，因为有亲情，没有办法克制之。

四贵——这四个贵族，不但是封君，同时还位列将相。国家大事都是他们说了算。其中“四贵”的老靠山——秦昭王的妈——宣太后是“擅行不顾”（做事不管秦昭王什么意见），相国魏冉“出使不报”，华阳君、泾阳君“击断无讳”，高陵君“进退不请”（来串门儿不跟传达室打招呼），全不把秦昭王放在眼里，跟亨利五世时代的贵族大爷们一样。国君成了亲戚们挟持下的小可怜。

所谓贵族，就是君主的亲戚一族，比如齐威王的少弟田婴的儿子就是孟尝君田文，是贵族。在从前春秋时代的分封制下，国君的子弟（一代代国君的儿子们）往往被封为了同姓的卿族（同时家族中也有大夫），这就是世卿大夫，这属于贵族被分封（当然也有异姓卿），但是这些贵族的世卿大夫，以及异姓的卿大夫家族，往往成了白眼狼，把国君的权也分去了，国君成了窗边族，这是从前春秋时代的特色，也是中世纪封建英国的特色。到了我们的战国时代，布衣崛起，王权和布衣官僚结合，使得贵族的权益在显著下降，世卿贵族已经没有了，只以封君的残余形式存在，但是此时秦国，宣太后一党的贵族，还是侵夺了君权。

平心而论，宣太后对秦国的功劳也不可一笔抹煞。当初秦昭王年幼即位，几个异母哥哥还在觊觎王位，这时候，刚一即位，西边的蛮邦“义渠”国的国君也前来朝贺。“义渠王”骄悍凶恶，桀骜不驯，居心叵测，一直威胁着秦国的西侧后方（在秦惠文王时还趁着公孙衍五国攻秦，偷袭秦国西部）。宣太后不顾年长色衰，为了国家利益和儿子秦昭王的基业，毅然牺牲了自己半老徐娘的色相，朝“义渠王”放电，终于私通（属于老草吃嫩牛）。宣太后以色相笼络住了义渠王，使之不害秦国。到了三十四年后的如今，秦国已颇壮，宣太后张牙发作，趁义渠王沉溺于温柔之乡，将这个嫩牛杀死。时间是华阳战役后的次年，公元前272年，随即同年，秦军攻灭义渠国，括地至甘肃宁夏一带，为秦国除去了向西的后顾之忧，可放手东向了。为了国家利益，宣太后充当***的事迹广为流传。据司马迁说，俩人前后保持了三十多年的不正当关系，生产了两个孩子。

宣太后这人有个性。她老家是楚国人（大约是楚怀王的姊妹），所以性格奔放自由，说话大大咧咧，不注意场合。在秦昭王即位第二年时，韩国使者前来搬救兵：“楚国人来打我们了。臣听说，掀起嘴唇，牙齿就会感到寒冷，希望贵国营救一下您们的邻居韩国吧！”

宣太后不愿意得罪娘家楚国人，于是说了一段惊世骇俗的话：“我和我老公从前**的时候，我老公（就是秦惠文王，张仪侍奉过的）来了一段前戏，他一屁股坐在我身上，差点压死了妾我。我实在吃不消。后来他全身压在我身上（进入正戏了），反倒一点都不重了。但是我们出兵的话，战争费用一日千金，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听得韩国使者直翻白眼。

宣太后不懂得压强的计算公式，以为趴在身上不重了是因为“有好处”，其实是分母“面积”变大了而已，所以不重了。但我们不要责怪她不懂科学，她拒绝了韩国使者，也算是立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