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卷（ZC） 倾听远去的军号声（1/3）

——读《军号嘹亮》想到的军号故事

作为一名将军，他不仅把工作做得有声有色，而且亲笔动手写出这么多优美的文学华章来，的确不易。

《军号嘹亮》单看这个书名，就会让人怦然心动。这是蔡多文将军40余万言的散文新作，粗略一算，从他第一本作品集《逆境中的人生之路》出版，到这本《军号嘹亮》为止，这已是他的第十部散文集了。大凡有过军旅体验的人，对军号都会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只要你当过兵，无论你在何时何地，一听见军号声，立刻就会觉得热血喷涌、心潮澎湃，就会产生持枪奔沙场的特别冲动。因为军号的每一个音符，似乎都像是专为军人而设计的战争动员令，那种由铜管吹奏出的声响旋律，闻之立刻让人精神振奋和斗志焕发。军号属于军人，属于战场，属于那些闻令而动、视死如归的英雄们！

当我读完《军号嘹亮》时，心头蓦然一热，脑海里立刻便浮现出一张照片以及与这张照片相关的一个故事，因为它们都与军号紧密关联。

大概是30多年前，那时我在报社副刊做编辑。有一天，去采访著名作家、时任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的刘白羽。在北京王府井的红霞公寓——白羽老人的寓所，我与他倾心畅谈。记得当天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纪念日，我们的话题自然就围绕“讲话”开始。毛主席发表“讲话”前，曾三次召见刘白羽征求意见。那时的白羽老人，就已经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了。采访闲谈间，我问白羽老人，当初他为何放弃不错的生活条件，执意从敌后奔向延安？记得白羽老人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稍作思考，便站上书桌前的一张凳子，从高高的书架上翻出一本封面已经发黄的图书，老人说：“就是它，是一把军号的指引。”我仔细一看，书名叫《西行漫记》，这是白羽老人珍藏的上个世纪30年代的最早版本，书的封面上，有一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的红旗正迎风飘扬；红旗旁边，一个英姿勃发的红军小号手头戴八角帽、腰挎手枪、手举军号，正用坚毅、英勇和果敢的神情吹奏起冲锋的进军号。我知道，这就是当年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拍自战地的摄影力作，以《抗战之声》为题，发表在解放区报纸上。

白羽老人缓缓地、充满深情地回忆道，当年就是这把军号，就是这幅照片和书中的故事，让我最后下定决心从敌后奔向延安。当年在敌后从一位地下党员手中拿到这本书时，一看到这个封面，我立刻就有种难以名状的感动，似乎感到了祖国和人民对我的一种热切召唤，号角吹响了，祖国呼唤了，当时感到不去延安参加抗战，我就愧作炎黄子孙。多少年烽火岁月，这本书我一直带在身边，始终觉得耳边有一把军号在吹，有旋律在响。是军号的旋律，鼓舞激励着我从抗日战场一直打到辽沈战场，又从辽沈南下，几乎在战场硝烟中穿梭了大半个中国，在战场上，我凭着炽热的情感，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来自战火中的一线报告。

这次谈话，让我久久地难以忘怀。一次偶然机会，我去南京陆军学院出差，听说当年《西行漫记》中的那个小号手，如今有个儿子工作在陆院，我还慕名专门采访他，才了解到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原来当年的那个小号手，就是全国解放以后当了海军少将的谢立全将军。谢立全将军是1929年从江西兴国参加革命的，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海军某部司令员兼政委、海军军事学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3年10月因病去世了。让人敬仰的是，从战争年代一直到解放后的数十年间，谢将军从没张扬过斯诺拍的这张照片的主人公就是自己，只是在斯诺去世后的1972年，《人民画报》为了纪念斯诺这位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用整整四个页码刊发了毛泽东主席为悼念斯诺发的唁电。此外，还配有斯诺的生平照片，照片中就有《抗战之声》这幅著名照片。

当时《人民画报》为注解和说明照片的来龙去脉，对照片进行了认真考证，最后才弄清斯诺当年在宁夏预旺堡城墙上拍摄的小号手，全国解放以后被分配到了海军工作，他就是后来的海军将军谢立全同志。谜底解开了，有人采访谢将军，他说，“不就是一张照片么，很多战友都牺牲在战场上了，我们都是幸存者，比起他们来，我们有啥可夸耀的。”1973年谢立全同志去世时，为了表达对将军优秀品格的敬仰和追念，人们特意将《抗战之声》的照片镶嵌在他的骨灰盒上，并永久存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一幅著名的照片，传递着一段英雄往事；一把军号奏出的旋律，召唤着千千万万的优秀儿女走向抗日前线；一段军中往事，展现出一名老战士的宽广胸怀。就这样，军号的旋律融入一茬又一茬军人的血脉之中。我认为，作为一名军人，如果不懂军号，或者对军号缺乏那种发自心底的热爱，那他就算不上是一名真正合格的军人。

我和蔡多文将军从军时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司号员和军号在基层部队是有编制的。当时每个连级单位都有“司号员”，营级单位都编有“号目”，都是由战士担任；师团级单位就有了“号长”，“号长”是干部，负责培训“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