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卷（ZC） §从一段往事谈起（1/2）

——《改革小说选》序

小说家就应该去写小说，把小说的解释权留给他人和未来。

为什么这次要轮上我十分尴尬地在这本书的前面说几句开场白呢？理由有二。其一，提出这要求的人使我无法拒绝，不论这件工作对我来说多么不合适、多么困难，我硬着头皮也得干。这个人就是阎纲。

说来话长。距今整整二十年前，我是个刚练习写作的业余作者，不知天高地厚，四面出击，八方投稿。有一天下午接到一个电话，是《文艺报》的编辑打来的。在电话中说对我寄给他们的那篇评论“新人新作”的文章很感兴趣，专程从北京来天津商量这件事，请我做些修改，《文艺报》准备采用。我真是受宠若惊。平时从各报刊得到的退稿信，往往是一个“发货票”（即铅印好的退稿单）。如果编辑肯在发货票左上端空白处填上我的名字，甚或写上两句话，那就感激不尽了。如今一家国家级报社的大编辑，竟亲自出马帮我修改一篇小稿子，怎不令人动容动情。我打问他的姓名，才知对方还不是一般的编辑，是经常发表文章的评论家阎纲。下班后我在工厂的食堂里吃了点饭，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从工厂所在的北郊区来到市内《河北文学》招待所，阎纲正在等我。这是我生平见到的第一个编辑，第一次和文学界的人物交谈。出乎意料，他没有一点架子，跟我谈了两个多小时，问了我的经历，问我读过哪些书？还建议我多读些中外当代文学作品。他说我文章中的语言风格像是搞过创作的，适合写小说，还说了其他一些使我感到新鲜又精辟的道理。

我回到工厂的单身宿舍，同室的三个人已经睡了。我悄悄躺下，却怎么也睡不着，回味着阎纲的每一句话。当时还没有买手表，不知到了什么时间，又不好为了看钟点儿去把别人弄醒。最后实在躺不下去了，就干脆起床，从床下掏出小板凳，开亮自己专用的电灯泡，修改那篇文章。也不知干了多长时间，反正改好抄清之后，天刚蒙蒙亮。心里高兴，一路飞车赶到市里。招待所的大门已开，阎纲还没有醒，他的房门却不上锁。当时世风高尚，夜不闭户。我轻轻地登堂入室，没碰到一个人，把稿子放在他的床头柜上，再悄悄退出。照旧蹬飞车赶回工厂，直奔食堂，买了两个馒头，夹上两个炸糕，就着一碗稀饭，狼吞虎咽极其香甜。上班后接到阎纲的电话。他很抱歉，不知我什么时候把稿子送去的；也很满意，想不到我会这么快就把稿子改出来了。我更满意，稿子用不用在其次，重要的是我认识了一位有见地又能真诚待人的编辑和评论家。

十四年后，我们再次见面，阎纲仍像以前那样热情地帮助我，对我的作品中的不足，提出切中要害的批评，常令我非常感动。这样一位同志向我约稿，我怎能说得出口一个“不”字呢？

其二，他选择的这个时机，让我无法躲也无处藏。我们正参加一个马拉松式的会议，闲工夫很多。我如果宁愿去聊大天、扯闲篇，跟着大家一同滔滔不绝地说废话，而唯独不愿意应阎纲之约说几句哪怕也是废话的话，也未免太不近人情了。

他现在就坐在我身边，我十分惭愧自己缺乏“倚马可待”的才气。只好信马由缰，不加控制，自我放松，自发议论，写多少算多少。好在旁边有个“顾问”，随时都可商量，都可请教——

“您这是强打鸭子上架，叫我写这样的文字实在不合适。往下还说些什么？”

“这就怪了，莫非写什么文章，由什么人来写，还有一定的规矩不成？你越是这样说，这篇序言就越得让你写不可。更何况编在这本书里的小说，都是被大家认为写改革的作品，你熟悉这块生活，熟悉这些作品……”

“写改革的？”什么样的作品是写改革的？什么样的作品又不是写改革的？改革是怎么一回事？作家怎样来表现它？实话实说，这一大串问号令我瞠目结舌，我一个也回答不上来。

我只相信创作不会取决于素材和主题，只能取决于作家本人，世界万物是随他的眼睛而变化的。地球只有一个，而作家却成千上万，作品浩如烟海，且各不相同，就是这个道理。生活经过作家的个性过滤之后，才能变做墨水流到纸面上。读者如果有耐性能够读完这本书，就会发觉同是反映当代生活，不同作家的作品竟有如此大的差异，并从中获得兴趣。所以什么是“改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观点。作家是不可能按照“改革”的定义去进行创作的。“改革”这两个字的盛行，是这一两年来的事情。然而所谓“表现改革”的作品，却在好几年前就大量涌现了。这又怎么解释呢？文艺的历史比政治的历史更长，在没有阶级之前就有文艺。表现当代生活的作家，也并不是只依靠当代的政治概念。他们要感受人民的情绪、生活的信息。只有当“改革”实际上成了群众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中最主要的问题，正在剧烈地摇荡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不论政治家是否提出了“改革”的口号），才能让作家把激情和材料融合成创作之火，把虚构的人物和故事融于真实的生活旋律之中。

不管人类是否打出改革的旗号，反正历史是个永不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