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卷（ZC） §《选集》缀语（1/4）

一家出版社要出版我的《选集》，我从柜子里把过去发表的东西全部翻出来，堆在眼前，心里涌出各种各样的滋味。最主要的却是惶惑——从一九六二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二十一年了，总共写了多少？从这一堆中矬子拔将军能够选出几篇？我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在文学的小路上走过了这段是非纷纭的年月？

小说无疑是作者更深刻、更丰富、更高水平的自传。把自己的作品从头至尾过一遍筛子，来一番自我裁判，这需要理智和耐性。把自己的裁判结果托给读者，接受客观的鉴定，这要有一定的勇气。我决定不退下来，迈出这一步，迎接这种文学形式的挑战。于是写出下面的一番话，作为我的小说的“自我鉴定表”。

1

我生在农村，喜欢农村，至今家乡的景物还常常进入我的梦境。可是生活却偏偏在我少年时代还没有结束时就强行把我带进了城市。不是由于我羡慕城市生活，当时我还不谙世事，纯属因为母亲去世而造成的一场家庭变故所致。从农村到城市，最初在我小小的头脑里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大难临头了，从此变成个没娘的孩儿了！

在中学里我喜欢数学、历史和音乐。总之，除去作文，其他的十几门功课都能轻而易举就拿到满分。也是由于一次意外的事变，我被撤掉班主席职务，作为一个“思想上的病人”，接受全校青年团员的“会诊治疗”。不平则鸣，口吐鲜血，萌动了写作的念头。

以后上技校，进工厂，到一个海军训练学校里学制图，都表现出对工业生产和技术工作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和兴趣。我和我周围的人都不怀疑，我似乎天生是一个能工巧匠，理应从事一种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不用费太大的力气，就能安居乐业。同样也是由于生活中发生了一连串突然的事件，我像江心的一块木头，身不由己，被巨浪推打着走入了创作的航道，顺文学之流而下。

命运之神待我本来就十分苛刻，我吞食的苦果要比同辈人多几倍。当我爱上文学之后，命运几乎要把我抛弃了！破鼓乱人捶，墙倒众人推。一个坎坷接着一个坎坷，一个打击连着一个打击，都想把我和文学拆开。如果我抛开了创作，一定会平安无事。奇怪的是每经受一场灾难，就逼得我向文学更靠近了一步。我本不爱文，生活作媒，逼我爱上文，再要“棒打鸳鸯”，显然是不可能了。

打击加深了我对人生的理解，灾难成全了我的性格。生活给我的身上注入了“坚强激素”，我自觉或不自觉地也把这种“激素”灌输到自己的作品里。

我难忘一个女大学生把她的座右铭抄寄给我：“对于一个坚强的人，痛苦和不幸像铁犁一样开垦着他内心的大地。虽然疼，却可以播种。”

落在我身上的文学的种子，正是在这样一块苦难的土壤上发芽了。在文学的入口处，又何尝不是“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我在思想上蜕了几次皮才走到今天，也许今后还要经受多次“蜕皮”的痛苦。

2

一九六六年之前，我的笔唱的是一支生命之歌，或者叫由着年轻的生命自然哼唱。当时二十岁刚出头，精力过剩，身上有技术，业务上什么活儿也难不住我，谁还能把我怎么样？仿佛任何浓度的生活的苦酒都不能把我醉倒、把我毒死。打击来了，憋闷个一天两天，难关一过，怒气把劲头催得更大。生命并不总是欢乐的，我唱出的歌却是欢乐的。写小说，写散文，写话剧，编相声，填歌词，全是新人新事、好人好事。虽然发表了一些作品，却还不懂得“文学”这两个字真正所包含的内容，不懂得研究生活，不知道应该努力认识世界、认识它的谜和秘密，不知道把自己和社会同文学联系起来。写出的作品很肤浅，但是可爱又单纯。写小说能发表出来，写节目能够演出，让观众“哈哈大笑”或“热烈鼓掌”，“气气那些人”，“好玩儿”，而且“不指着这个吃，老子干活也比你们强”！自己心里有根：写作仅仅是“余”，决不可当“业”。从来没想到要当作家，从来没想到将来会以创作为职业。

一九六六年，文艺刊物纷纷停办，我接到好几个编辑部退回的校样。心里觉得没什么，顶多就是少得几张购书券，再说也没有什么书可买，买了好书在运动中也是累赘。开始成立“红卫兵”，因我出身不是红五类，不让参加。整个“四清”工作队里大概就甩下我一个人。人家一开会，我就自动躲出去，骑车到工厂外面的树林里，躺在地上，望着树枝，听着鸟叫。

以后工厂里又竖起了几十面造反派的大旗，因我是搞过“四清”的“老保”，属于“党团员骨干”之列，不准站到造反的大旗下，造反派见了我躲之唯恐不及。我一怒之下“打回老家闹革命”，回到一吨汽锤跟前耍钳子。“老子有手艺，有力气！”这无疑又成全了我。

一九七一年，报纸恢复文艺副刊，向我约稿，于是“东山再起”，重操旧业。这次同六十年代不一样，唱的是“政治之歌”。跟领袖，跟中心，跟形势。不是假跟，而是真跟，诚心诚意地跟。文学不是真实地全面地表现生活，而是按照一个现成的模式去套生活，削足适履，把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