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卷（ZC） §要不断地超过自己（1/4）

据说没有经验的小演员不怕正式演出，倒惧怕彩排。演出时台下坐的都是生脸的人，自己化好妆把脸一拉，尽可以放开手脚表演。彩排就不一样了，眼前坐着领导、导演、编剧、老前辈、同行们，都是行家，于是这位小演员就慌了神，手足无措。我现在就是陷入了这样的境地，因此只好讲讲自己在创作上的痛苦。

一个人能成为作家走上文坛，取得社会和读者的承认，那他就一定有自己独具的才情和创作个性。这个作家今后的任务就应该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些属于他自己独有的才情和个性。每一个作家都需要不断向前辈和同辈的作家学习借鉴，汲取养料。如果没有这种学习和借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把一个作家简单地同另一个作家相比是不妥当的。正像不能拿《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相比一样，它们都有属于自己的、别的作品所不能替补的特殊价值，缺了哪一部作品，在中国的文学史上都是个遗憾。文学的殿堂是异常博大的，容纳越多越辉煌，单调和贫乏对文坛来说就意味着衰败。文学的巨流不歧视每一条小溪，相反倒是汇集各条支流，变成奔腾的江河。小溪不必因有大江大河而惭愧，甚至没有勇气让自己的细水继续流下去，只好枯死。我若是一开始就以曹雪芹为标准，就永远拿不出第一篇作品。和同辈的作家之间也是如此，各人的思想、经历、天资不一样，生硬地相比是不恰当的。因此，只有自己比自己，才是具体的、实在的、有现实意义的。

文坛上竞争犹如爬山，山很高很大，谁也不挡谁的道。有人在不断攀登，向珠穆朗玛峰前进；有人则停在一个高度很难前进，在同一个等高线上绕圈子，迂回不前；有人甚至要顺坡滑下去。下滑是很容易的，我甚至觉得背后有一股力量老是在推着自己走顺坡路。创作到了一定的程度，要躲过别人并不是很困难的，要躲过自己却不那么容易。我每写一篇作品仿佛都是给自己竖起了一个路障。从学习创作到现在，我每写一篇作品，在主观上都争取和前一篇作品有不同的面目，给人一点自认为是新的东西。现在回头去看，有些作品达到了自己的设想，有些没有达到，甚至失败了。但不论成功与失败，这些作品都是我自己的亲生“儿子”，组成了一个我所了解的工业战线的人物系列，有各式各样的工人、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在别人看来，这些人物形象也许是矮小的、干瘪的、奇丑无比或者不像人样。可是在我自己的文学的小屋里，一个个都占有一块位置。

一九七九年我写了《乔厂长上任记》，此后我用另外的格调写了《晚年》、《基础》，不大理想。一九八〇年改弦易辙，写了《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和《开拓者》。我还有一种苦心：描写领导干部的形象是给青年人看的，写青年人是给干部看的。一九八一年又写了《赤橙黄绿青蓝紫》，每年都力争拿出一两篇自觉稍微有点味道的作品。现在却是一个人物一堵墙，堵住了自己的道路。要想继续提高，非得有很大的跨度——从自己设置的障碍上跨过去。要想实现这一点是十分艰巨的。

有大气魄才有大规模。人类发明了蒸汽机，带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世界因之而变样了。五十年代初，由于半导体的出现，世界掀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建设规模是适应第二次工业革命潮流的，遗憾的是我们没有顺利地走过来。但是我们要写反映工业题材的作品，必须了解这个总的社会背景。古今中外不论哪一部名著，都有它自己的巨大而复杂的社会背景做“底色”，没有这个“底色”，作品的社会价值、时代价值就无从谈起了。一九七五年我写《机电局长的一天》的时候，就想尝试着按生活本来的面貌，展开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让文学适应生活，而不是让生活去适应文学的某种模式。工厂里有个好朋友，他热衷于写“乡土文学”，我虽然不懂得什么叫“乡土文学”，但是支持他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并提醒他注意自己那个“乡土文学”的“底色”。现在已不是陶渊明的田园诗式的时代，也不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而是八十年代，由于电子计算机、机器人的出现，世界正面临着第三次工业革命。我问那位朋友：你那块乡土上施不施化肥？你那块乡土上的庄稼长了虫子打不打农药？你那块乡土的上空有没有污染？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对人物和细节的处理就完全不一样了。假如有这样一个情节，村子外面有条小河，一个知识青年考上了大学，喜气洋洋地走在河边上，看到河里的鲤鱼跳出水面，作家可以借此发挥，说这是象征着吉祥如意，鹏程万里。还有一种处理方法：知识青年没有考上大学，非常懊丧，跑到河边去生闷气，也看到鲤鱼跳出了水面，他十分惊奇，捧起河水一闻，臭烘烘的，原来鲤鱼在水里憋得喘不了气，只有跳出水面才能呼吸一口新鲜空气。这个知识青年受到启发——何必苦苦去跳龙门，眼前就有题目好做，去拯救这一河鱼类吧！这两种处理方法，哪一种更真实、更典型呢？当然是后者反映生活更深刻，表现时代气息更强烈。反映工业题材的作品也一样，仅仅写了些新术语、新名词，比如竞争呀，工业心理学呀，人机工程学呀，行为科学呀等等，这不叫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