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卷（ZC） §悲情与自豪（1/2）

人一上了点年岁，就容易被人在姓氏前边或头衔前面加个“老”字。我现在常常集“三老”于一身：“老工人”、“老兵”、“老作家”。唯“老作家”担不起，我以为作家能称“老”，不是光靠熬岁数，成就才是最主要的。“老兵”我可以认领，一九六〇年的兵，还不算老吗？至于“老工人”一衔，我领之泰然，且欣欣然。

当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候，我头上戴着“保皇派”、“修正主义黑笔杆子”两顶帽子，我若说当过工人，那就是往自己脸上贴金，不怀好意地想混入革命队伍。今天我自称是“老工人”，恐怕就没有人跟我争了，也不会再怀疑我别有用心。

那我就以一个老工人的身份，实实在在地回想一下作为工人的经历和命运。我珍惜那段岁月，万千感慨于命运被涂抹上的工人色彩。

一九五八年我成为一名实习热处理工，住工厂的单身宿舍，宿舍就是一张床，床下塞着一些极其简单的日常用品，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活得简单，就是到睡觉的时候回宿舍，其他时间都长在车间里。车间就是家，家就是车间。后来有人把“以厂为家”，当成说大话、喊口号，那是没有经历过五十年代那个特殊的时期。我周围的师傅们也都喜欢车间，喜欢自己的工作。经典哲学家有个观点，工作就是目的，有明确的工作目标，能享受工作的乐趣，人生就是天堂。我第一次赶上抢修二十四米热处理炉，那真叫长见识、学本事。天车在吊装一根大轴时把炉内壁撞坏了一大块，连同几个烧嘴都毁掉了，工长下令立刻关闭所有烧嘴，打开炉门，将所有处理件都吊出来。按常规检修程序，要等炉温降到能进去人的时候再修理，可那批正在保温等待处理的锻件就得报废了。当班的崔师傅指挥人准备好检修工具和器材，到库房领来几条厚麻袋，用刀子裁开，放到水龙头下浇透。等着掌管温度表的郁良报出炉内温度已降到二百七十度的时候，崔师傅将湿淋淋的麻袋片往自己脑袋上一披，就钻进了炉膛。

外面有人掐着表，到二十多分钟的时候第二个工人披着新的湿麻袋进去，把崔师傅换出来……每个人在炉膛里不得超过半小时。就这样一个一个地轮换着，我也想进去试试，被崔师傅一把拨拉开了，人家不信任我，到里边干不了活别再惹出点事故。我只知道一百度的开水浇到身上会烫坏皮肤，二百七十度的高温人怎么受得了？我仔细观察每个人的脸，因为他们在炉膛里只露着脸，除去有点红，还有点干了一件漂亮活之后的兴奋，谁也没有被烤伤。没用半天时间就把炉子修好了，装好锻件重新点火升温。许多年之后我当了工段长、车间主任，不止一次地用此法抢修过热处理炉或大型加热炉。

有句老话叫“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像天重这样高水准的国家大型骨干企业，在“文革”后缺了一课，就像部队打完一场恶仗之后，总要休整一个时期，进行战斗和思想总结，补充给养和弹药，扩充编制或按编制配备齐人员。工厂也一样，至少要恢复正常的工厂理念、生产理念、技术理念，乃至树立起工人对国家对企业的信仰和信心。“积重难返”尚未“返”，就匆匆“转型”、“改制”。到底该怎样“转”，怎样“改”，没有调查，没有论证，更没有征求工人们的意见，企业不行了就频繁换头头，头头换了一茬又一茬，却是黄鼠狼下耗子，一拨不如一拨。腐败开始滋生，让工人们真正感到了危机，感到了看不到希望。最让他们犯愁的还不是没活干、领不到工资，而是精神上被冷落、被蔑视，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工厂已经变得很少正式开会了，工人在下面能听到的都是传言和小道消息，上边一会儿这么个主意，一会儿那么个想法……让曾经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工厂的主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工人已经成了工厂的负担，群众成了领导的包袱。

许多产业工人怎么也想不明白，国家的大形势是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农村甚至用大跃进的办法在大搞工业，原本不懂工业的农民搞起了次等的乃至不入流的工厂，重复生产一些粗制滥造的产品，却能挣大钱。而城里的正规工厂却被荒弃、亏损，一些高、精、尖的机器设备闲置着锈蚀损坏。有些头脑灵活又有点门路的工人，开始改换门庭下乡投奔农民兄弟，靠卖手艺混口饭吃。我的车间也有那么十几个“自寻出路”的人，这些人后来都没有真正在农村扎下根，他们在农村没有得到真正的尊重，一旦人家能够应付生产了，就会把他们打发走。反过来，许多年后农民工进城，倒能扎下根。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中国的农村那么广阔，其包容性却不如城市。

后来市里下令，以“主持常务工作”为由，强行将我调入作家协会。为什么说是“强行”？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拒绝了，但市委还是下了调令，当时主管天重的第一机械工业局的老领导张华国，立刻下令将我的人事关系全部由工厂转走。后来他对我说，我知道你留恋工厂，尤其对天重有份特殊的感情，但此时不走，将来你会后悔。

我确是留恋天重，这里有我的根，是我的生活基地，不知为什么待在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