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卷（ZC） §镜子的灾难与灾难的镜子（1/3）

这题目是从一位老作家在一九七九年写的一篇评论我小说创作的文章中抄来的，当时社会上十分流行这个观点：文学是镜子，政治是鞭子。

谈起一九七九年，仿佛已经非常遥远了，恍若隔世。所以，历史多是下一代写，下一代可以重写历史。而当代人说昨天，是翻晒自己的伤口，丝丝缕缕还带着血筋儿，动哪儿都疼。不疼就是假的，疼才是真实的，是好事，在人类的全部感觉中唯疼痛最深刻。

要谈我的一九七九年，又不能不从一九七五年说起。一九七五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首先证实了民间盛传毛主席说邓小平是“钢铁公司”、“人才难得”的话，因邓小平历史性地又开始全面负责中央工作，并很快就主持召开了全国钢铁座谈会。这个会跟我们行业关系重大，我在工厂的大礼堂听了详细传达。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国家的生产形势不妙，以前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还把“革命”放在前面，现在则是强调“全面整顿”，首先就是整顿工业，整顿领导班子的“软散懒”，显然是要把抓经济生产排到最前面了。

到秋天，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学大庆会议在天津宾馆召开，其实就是落实全国钢铁座谈会对机械行业的要求。我们厂是一机部所属的大厂，我所在的车间里有六千吨和两千五百吨水压机，大会上将公布一批被一误再误的国家重点大锻件产品的清单，要由我所在的车间承担一部分。所以，我跟着工厂的领导一同参加了这个会。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不能不相信活着就是变化。时间是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思议的历史力量，在需要的当口会突然迸发，生机勃勃，摧枯拉朽，让世间万物都要通过变化而存在。

由此，也把我牵进了文学的旋涡。

怪吧？后来经常有人问我，创作为什么会选择工业题材？哪是我选择工业题材，而是工业题材选择了我。人的一生中总会碰上那么几次鬼使神差、歪打正着的事情。“人”字是由两根棍子斜搭在一起构成，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要由别人横插上一杠子才能完成。当别人的命运介入了你的生活，并决定着你的命运时，是很无奈的。当时我在会上脑子里想的全是自己将要承担的生产任务，有一天下午工作人员把我从会场上叫出来，《人民文学》杂志的编辑许以和向前来找我，说毛主席批示《人民文学》杂志要复刊，约我写篇小说。

我听了有点发蒙，《人民文学》是“中国第一刊”，我从没有敢把它跟自己联系起来。当时没有问许以、向前何以会来找我，又是怎么找到我的？可能是不敢问，编辑约稿一般都是撒大网，有鱼没鱼的先捞一网看看，光是在天津就不知约了多少人，我又何必问得太多泄了自己的劲？蒙着点气，可鼓着点劲，但心里是一点底都没有，只谨慎地答应试试看。宾馆的条件太好了，两人一个房间，有写字台，有台灯，那时候开会要不断地写材料，发言必先写好稿子，我就以写材料和写发言稿为名，没黑没白地干起来了，夜里干个通宵都没人管，白天到礼堂里找个清静的角落还可以继续写，困了在哪儿都能打个盹儿。

就这样鼓捣出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发在一九七六年复刊的《人民文学》第一期上。这下可给我惹了大麻烦，先是体验了“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的滋味。当时国内的刊物不是很多，凡能见到的都参加进来对《一天》口诛笔伐，甚至连离我那么远的广西，一家社会学类的刊物和一个大学的校刊，都发表了批判《一天》的长文。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五日的《国内动态清样》上转载了辽宁分社的电稿：“辽宁文艺界就批判《一天》的事请示省委，省委一领导说中央有布置，你们不要抢在中央的前边，蒋子龙是反革命分子，《一天》作为大毒草批判，编辑部敌我不分……”

文学得了政治传染病，政治患上了虐待狂。现实的政治又不能容忍文学的政治，便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巨大社会资源和占绝对优势的话语权，以一种偏执的政治激情取替了全社会全民的其他情感。就像叔本华说的，每个人内心里藏着的那头野兽，终于等到机会可以跑出来咆哮发怒，把痛苦加在别人身上。仿佛社会就只能在憎恨、愤怒和恐惧的对立势力中保持活力和维持存在。最令我想不到的还有人打上门来，他们穿着绿军装，胳膊上戴着红袖章，拿着内蒙建设兵团的介绍信，自称是一个排长带着两个战士，声言：“天津阶级斗争的盖子没有揭开，要彻底查清蒋子龙的背景以及跟邓小平的关系，不把他彻底揪出来我们不走！”

那个时候天津主管文艺的部门叫“创评室”，如临大敌，年轻人赶紧找出当年的红袖章，也戴在胳膊上，以示对等。奇怪的是那三个反潮流的勇士只在市里闹腾，明知我在天津重型机器厂，却不到厂里来揪我。有人猜测，他们听说工厂在保我，一万多人的大厂没有把握就闯进去，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后来我在《文艺战线动态》第三十一期上见到了当时《人民文学》主编写的“交代材料”，相信这才是“真本”：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八日，于会咏在西苑旅社召开创作会，“于说，蒋子龙的错误主要责任在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