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2/2）

传达下去。

自从杜矶被逮捕开始，汪伪zheng保局就开始针对军统、中统以及cpc（这个党派的英文缩写）地下党方面的投降人员，实施了一项被命名为“投名状”的方案。简单来说，就是军统、中统以及cpc（这个党派的英文缩写）地下党方面的投降人员，在正式加入汪伪zheng保局之前，手上必须沾有自己人的血，例如qiang杀自己曾经的同志，而且整个过程必须拍下照片，连同“自首”声明之类的文书一起存放在汪伪zheng保局内隐秘的地方，作为汪伪zheng保局方面要挟这些人的重要手段。

第一个享受到这种“待遇”的人，正是目前已经重新回归军统为军统古星站效力、代号为“古江鱼”的杜矶。相对于后来投降的其他军统人员来说，杜矶非常幸运的是，在被逼着qiang杀其中就包括原军统古星区机要秘书孔祥宇的三名被俘军统人员之前，他通过邓阳春跟邓湘涛取得了联系，并且在邓湘涛的帮助下获得了军统总部的谅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杜矶早就受到军统方面的“家法制裁”（暗杀）了，毕竟孔祥宇的家族在山城方面内部可是有着很深厚的关系。

按照卢文平的设想，是他尽力安抚这些隐藏在军统古星站人员当中的内jian，只要对方仅仅是为了活命从而导致手上被迫沾有自己人的血，并且决定不会真心实意为汪伪zheng保局效力，他可以帮助对方获得军统总部的谅解。

然而，让卢文平没有想到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做出了暂缓前往管沙岭的决定。

1941年12月24日清晨，日军10万余人分成8路强渡新墙河，第三次长沙会战正式爆发。

华夏第九战区的总指挥官薛岳将军，在总结了前两次长沙会战的经验和教训之后，终于推出了成熟版的“天炉战法”。正是这样一个先防御后反击的战术，让日军第11军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当中吃了相当大的亏，损兵折将达到五万余人。

就在华夏第九战区一线兵团在依托各自阵地进行逐次抵抗、将日军的进攻部队引向预定决战地场（长沙城外）的时候，新四军某师派出第15旅（下辖第43、第44这两个团）以及第二纵队加起来将近五千人，借着占领华中地区的日军主力全部被投入到了南面战场、留守兵力严重不足的这个机会，分左右两翼向距离古昌县城不远的侏儒山发起了进攻。

驻守侏儒山和古昌县城的部队，是隶属于汪伪集团的华中地区自卫军第六师，总兵力有五千多人，该师的师长名叫汪清海。

汪清海，曾经在黄埔5期步科第1学生队，参加过北伐战争，后在古星闲赋。古星失守后，此人招集当地的游兵散勇以及土匪武装3000多人，拉起了一支队伍，被山城方面封为游击纵队司令。

就在1939年的2月，汪清海主动率部投敌，他的部队摇身一变，成为了侵华日军的走狗，改名为“华中地区自卫军第六师”，他自己仍然担任该师的师长。最开始的时候，汪伪华中地区自卫军第六师下属的第118团驻扎在古阳县，师部则设在古星市的城内。后来，新四军某师在离古星不是很远的地方开辟了根据地，汪清海的汪伪华中地区自卫军第六师被全部调往古昌县进行驻防。

截止到目前（1941年12月24日）为止，新四军某师与汪伪华中地区自卫军第六师已经较量过好几次，每次都是新四军某师获得了胜利，这让汪伪华中地区自卫军第六师上上下下都患上了严重的“新四军恐惧症”。如果不是古昌县距离古星市实在太近，占领华中地区的日军高层严令要求死守，恐怕包括汪清海在内的汪伪华中地区自卫军第六师全体人员早就进行“战略转移”了。

一方英勇善战，另一方军心涣散，结果不言而喻。新四军某师第15旅第44团很快攻克侏儒山的将军岭，并乘胜朝坝上的方向展开追击，目的是要彻底歼灭汪伪华中地区自卫军第六师当中那个最精锐的机pao营。

新四军某师第15旅第43团，则向驻守在南河渡这个地方的汪伪华中地区自卫军第六师的1个排发起了进攻。驻扎在古昌县城内的日军闻讯赶来增援，却在距离南河渡不远的地方遭到了新四军某师第二纵队的顽强阻击，战况十分激烈。（注：在原著当中，向南河渡发起进攻的是新四军某师第二纵队，阻击日军增援部队的是新四军某师第15旅第43团。而在这部作品当中，因为剧情需要，我将这两支部队的作战任务进行了调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