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卷（ZC） 第十八章 新生与涅槃（1/23）

1979年1月12日凌晨，丁玲回到北京，住进位于和平里的文化部招待所。当天，她的老朋友罗蓝、甘露就来看望她。她打听到王会悟的住址，到京三四天，便去看望。我、灵源和小延于1月20日来到北京，和母亲一起过春节。1980年9月，我调到北京工作，以后便定居北京。

我们全家在文化部招待所过了一个十分简朴，但却是非常令人怀念的春节。母亲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春节晚会，这是她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

丁玲于2月20日住进友谊医院高干病房。检查结果显示她不仅糖尿病严重，而且右乳腺上长了一个黄豆大小的肿瘤，疑是癌。医院邀请吴蔚然教授参加会诊，吴蔚然和医院的医生都建议她立即做手术，切片检查，如发现癌细胞，就立刻手术根治，如不是癌，也应切除，防止癌变。母亲很沉着、冷静，她不想立即即做手术，她不能一回到北京就躺到病床上，她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平反还没有着落，更主要的是她有文章要写，有话要向读者说。她同吴蔚然大夫商量，说她二十多年没有握笔了，请求给她一年的时间，让她先写点儿东西，在这一年里，她遵医嘱，吃药、打针、定时检查，注意它的变化、控制它的发展，一年以后再考虑手术。吴蔚然很理解她的心情，通情达理地同意了她的要求。

丁玲于4月14日出院，搬到友谊宾馆，住了一个套间，两间朝南的房子。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决定并负责安排的。母亲还住在医院里时，托甘露向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冯文彬反映，出院后是否可以另外安排一个住处，因为文化部招待所的环境不适宜写作。冯文彬立即决定安排她住友谊宾馆，并通知中国作协，由作协负担费用。冯文彬还答应她，年内木樨地的部长楼盖好后，分配给她一套六室一厅的房子。这座部长楼是属于国管局管理的房子。

这期间来探望丁玲的人不少，当然大多是老朋友与同情者。她的平反问题一时没有着落。以当时的情势来看，所谓“反党集团”“右派”问题的平反是无可阻挡的，只是在南京那段历史问题上会有所纠缠。

但是，组织上的态度是明确的。老朋友黎雪来告知：“胡耀邦说：‘丁玲的历史结论，应依照1940年中组部做的结论。”’黎雪是可以时常见到胡耀邦的人。

丁玲听说周扬将去日本访问，便约与周扬也熟悉的甘露（萧三原来的夫人）一起去探望他。丁玲与周扬自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后就没有再见过面，丁玲这时也已经回到北京四个月了。那天是1979年5月9日。

这次的会见，丁玲对周扬颇感失望。她和我谈起这事时说：“我去看他，是想表示团结的愿望，不论过去有多少矛盾，都是‘俱往矣’，现在从党的利益出发，须要团结起来。考虑到他将去日本，在日本势必有人向他问起我，我们见见面，他回答起来方便些。也想看看他的态度，可是他只是一味的说他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如何受迫害，也没有问我一句，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对1957年整我的事，一字不提，一点歉意也没有表示。哪怕一句话也好。可是，没有。他对离他远一些的人、地位低一些的人、他的责任不那么直接或是只负领导责任的人，他可以道歉，到处道歉，换取好名声。对我，不行。他要是真想真诚地对待我的问题，向我道歉，那就不可避免的要真正地去触及自己的灵魂，这个，他做不到。”

同去的甘露的感受是：“我只感到心里实在有点惘然。”

如果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按情理，周扬应该先去看丁玲，毕竟周扬是整人的，整错了人的，丁玲是挨整的。可丁玲主动去看了周扬，结果又是这样。

母亲还向我说：“我原来也想去看望陆定一的。但是有人向我说，对于我的问题，陆定一说他与周扬是一致的，这样，我自然也就打消了去看他的念头。”

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出版《瞿秋白纪念文集》时，陆定一反对把丁玲写的那篇《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编入。这使编辑部很为难，也使瞿独依为难，但是编辑部无法听从陆定一的意见，仍是把这篇文章编入了纪念集。再后来，丁玲去世的时候，陆定一没有参加遗体告别仪式，但送了一个花圈。

丁玲对于过去揭发、批判她的一些人都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当康濯向她表示歉意时，她说：“都过去了，你当时不过是想当一个好党员就是了。”女作家陈学昭在1955年揭批丁玲的会上不实事求是地胡说了好些事。丁玲当时在自己记录会议发言的本子上，感叹地旁批了一句：“此人不可交。”1984年丁玲路过杭州时，还专门去看望了陈学昭。有的人向她表示歉意，她说：“我都不记得你当时发过什么言，或是写过什么批判文章了，那是那时的形势，现在团结一致向前看吧！”

7月的一天，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来友谊宾馆看望丁玲，陪她一起来的是她的妹妹于陆琳。她的来访，自然体现陈云同志对丁玲的关心。丁玲同她们姊妹二人在延安时就认识，但素无来往。只是我与于陆琳同年去苏联留学。那天我的女儿小延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