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卷（ZC） §我的文学道路（1/6）

一、童年阅读

我读小学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时候上课很不正常，也学不到东西，这倒非常符合我们的愿望，无所事事，把主要精力放在打架斗殴上。这里要提到我的家庭背景，我的父亲当时是公社的宣传委员，母亲是集镇车站的临时工，我和妹妹跟着年迈且眼睛很不好使的奶奶生活在一起，基本上是个没人管的野孩子。稍微大一点，随我父亲一起住在公社干部宿舍，我父亲成天下乡，抓革命促生产，还是不怎么管我。我们公社食堂炊事员陶大伯是复员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经常给我们讲战斗故事，讲着讲着，还用手指比画成手枪状，很潇洒地在胸前划一道弧线，嘴里念念有词，啪，好，美国鬼子被消灭了！

陶大伯的这个动作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我看样板戏《沙家浜》，郭建光击毙胡传魁，就是那个动作，但郭建光的动作比起我的陶大伯，那就差远了，因为郭建光的动作比较秀气，而我的陶大伯，在用手指比画成手枪击毙敌人的时候，上身向后倾斜，眼睛里流露出不屑一顾的蔑视的光芒，那副姿态，巍峨挺拔，大义凛然，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陶大伯给我留下的印象，大概就是我在现实生活中认识的第一位英雄。

比起纯粹的农家子弟，公社干部的孩子有幸地过上了集体生活，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孩子汇集在一起，就成了一支队伍。每当夜幕落下，月亮升起，这支队伍就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发了。干什么呢？打仗去。关于潜伏、隐蔽、伏击战之类的战术，我们都是无师自通，街头巷尾都是战场。

我小时候的家乡小镇，主要有三支队伍，北头小孩、南头小孩和公社小孩，其中武器装备最先进的当然是公社小孩，有手电筒，有军用水壶，我记得有一次武装部长的儿子还偷出来一支七九式步枪，虽然根本打不响，但是我们还是耀武扬威，争先恐后轮流扛着。后来被大人发现了，当天夜晚，那个不足三千平方米的公社院落，每一个家庭都传出了男孩的鬼哭狼嚎。

我记事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进入高潮，公社西边的土楼子里，破四旧搜来很多“毒草”，我们这些大人眼里的“活土匪”，差不多都是飞檐走壁的高手，常常在夜里潜入土楼，把“毒草”偷出来读。那里面居然有莎士比亚和雨果、大仲马的书，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更多的是建国后的一大批小说，就是今天被我们称之为红色经典的那些文学作品，其中有《烈火金钢》《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三家巷》等等。新中国成立后生产的“毒草”，我差不多都读过。我在阅读那些作品的时候，往往心潮澎湃，浮想联翩。特别是保尔·柯察金和冬尼娅的故事，在那整整一个夏天都揪着我的心，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做了多少梦。在梦里，我经常是主人公的战友，智勇双全，飞檐走壁，甚至还会七十二变。在我崇拜的那些主人公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从天而降，怀里抱着机枪向敌人扫射。有些梦中，我干脆就是他们本人，是史更新、魏强和肖飞，也是林丽、芳林嫂和冬尼娅的保护神，当敌人的子弹射向她们的时候，我挺身而出，然后倒在她们的怀里，幸福地闭上自己的眼睛。

我记不清是哪一年读到了英国小说《牛虻》，很有可能是先看到连环画然后再读的小说，作为革命者的牛虻——亚瑟被执行枪决的前后，那段描写其实很超现实，亚瑟从一开始就对即将到来的死亡谈笑风生并且评头论足，唇枪舌剑拒绝忏悔。在士兵向他射击时，他一次次地嘲笑和校正士兵的枪法。

这哪里是一个即将死去的人，这简直就是一个恨铁不成钢的教练，亚瑟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形象，多少年来在我的脑海里栩栩如生挥之不去。

无疑，童年的阅读经验，为我以后从事军事文学创作奠定了思想、情感和方向上的准备。也许，我的世界观，在那个时候已经上路了。

在中国当代红色文学作品中，我最喜欢的还是《烈火金钢》，尽管它是章回体，还有点像武侠小说，人们对其评价褒贬不一，但是我一直认为，这部作品对于历史和战争的透视，是很独到的，故事也很生动传神。作品里何大拿一家的人员构成尤其耐人寻味，父亲是汉奸维持会长，小老婆所生的女儿是八路军，大儿子是汉奸翻译官，二儿子是国民党。这一家，几乎就是一个沦陷区的缩影。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的单一视角和统一目的的创作环境里，作者还是情不自禁地写到了人性的深度：我记得有个情节，在日本兵即将发现八路军伤员藏身的地洞口时，林丽挺身而出，冒险爬到了洞口，汉奸何志文和何大拿都看见了林丽，他们并没有出卖林丽，记得作品为这件事情还让何大拿和何志文父子有过一番密谋，意思好像是说何志文之所以没有出卖庶出的妹妹，是因为怕连累自己。当然，这样处理也是一种技巧，回避了“人性”这个概念，作者用心良苦，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只能这样避重就轻了。

我小时候吸收的“毒草”里面，还有童话，除了安徒生童话以外，还有一本是蒙古童话。前些日子看见《作家文摘》登了一个陈姓女翻译的故事，我估计我最早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