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卷（ZC） 《北方城郭》与我的故乡（1/3）

我一向认为：成名作是取得了很大成就的优秀作家们才可以使用的词语，它们都带有某些郑重和权威的意味，一般作者不宜贸然采用。处女作这个词，每个作者都可以坦然用它，因为它仅仅说的是第一个作品，不分贵贱俊丑。因此，我只把《北方城郭》看成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虽然因为它的出版，不少读者知道了我这个写作者，但我确实不敢由此断定这就算成了名。

关于《北方城郭》，我自己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我觉得让今天的读者，读一部长达五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已经有点冒昧了，哪里还好意思再用小说之外的文字占用读者的宝贵时间！但这篇文章却不得不写。原因有二。一是有不少读者把我看成一位老先生，对三十出头的我能写出“这样一本深刻的书”，表示了不解和不大信任；二是有一部分读者对我这样一个十五岁就参了军，至今未在地方机关和单位工作过一天的人，却用长篇小说这种体裁解剖北方一个县域的生活，而且能写出“让人战栗的真实”，感到不可思议。这就有必要为这本书留点自白之类的文字了。

《北方城郭》是我全方位、全景式描画我的故乡——豫西南镇平县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的一次大胆的尝试。最初写这样一部书的动机，有点拟古的意思。拟古，是拟《金瓶梅》成书的一则传闻。说王世贞的父亲遭严嵩和严世藩父子陷害被砍了头，王世贞想为父报仇，面壁数年、呕血十石作了《金瓶梅》，然后把刻好的书浸上慢性毒药，呈给还活在人世的严世藩，最终毒死了看书爱沾口水翻的杀父仇人。这则传闻，在我二十出头那几年，常在我脑海里浮来漂去。父亲在1983年任县纪委副书记，是个黑脸式的人物，如能升到开封尹这样的高位，我相信他是能得一点“柳青天”之类的名声的。我小时候，他在北京一法院当会计，因我从他的抽屉缝中抠出来两个五分钱，导致他账面亏空。知道我用这两个钢镚换了几颗水果糖，他对我实行了严厉的专政，把我的小臀部打得几天都不敢挨凳子。1985年春节，父亲摇身一变，成了县广播局局长。我回镇平探家，他拉开堂屋条几的一个柜子，对我说：“以后烟酒不用花钱了。”我感到父亲什么地方变了，不免替他担心。第二年春节，我家的酒柜里已空空如也了。父亲已经被调到党校当了有职无权的副校长，一天有好几个小时，蹲在分给他的两分空地里，仔细管理各式各样的菜蔬。父亲在这两年老了很多，白发成倍增长，不到五十已有老人相。我意识到家里可能出什么大事了。祖父当年几乎牺牲了全家的利益，供父亲读了大学，自然不是希望儿子人到中年后像他一样侍弄菜蔬。在我的追问下，母亲才简要告诉了我原委：父亲在纪委主抓一个经济大案，查到副县长头上还不知道收手，拒收副县长夫妇送来的礼物后，还不顾副县长的暗示，派人到外地取证。他派去的人都识时务，背叛了父亲，把查案的进展情况向涉案的大官员作了汇报。结果，在我县当了几十年县委副书记的总舵主雷霆大怒，不几天，就把父亲调去了广播局。父亲遭此打击，也想随波逐流了，年节下开始收部下送来的烟酒，并同意广播局外线班用了二十斤铁丝为我家搭了个葡萄架。因广播局长的位置是个肥缺，总舵主就寻了父亲用公家二十斤铁丝为自家搭葡萄架的不是，一脚把父亲踢到了党校这个清水衙门。这件事让我第一次看清政治的面目，感到万分惊悸。眼看着父亲一天天地颓废着，一天天地往菜农回归着，我感到了我为人子的无能。1988年春天，我生出了写一部小说为父亲申冤的念头。这就是《北方城郭》的成因吧。

1989年3月，我写出了三十二万字的《大炼狱》。写完后，我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一出手写长篇小说，就能写出三四十个人物，就能搭出一个自我感觉还不错的长篇小说骨架；忧的是书中根本无缘见到当年整治父亲的那些个人，取的是鲁迅先生塑造阿Q的手法写李金堂等人，没有写出我所希望的对李金堂的恨，反倒有点喜欢李金堂这个我已经无法控制的“恶人”了。我把稿子寄给了我所敬重的海波审阅。半个月后，海波来了一封长达八页的信，批评我这种一口想吃个胖子的做法，要求我再写十年中短篇小说后，才可以碰长篇小说这种大型体裁。对海波的意见，我是又服又不服。服的是他点出我在具体操作上的缺失，不服的是他对此书的根本上的颠覆。我固执地认为：这部书的骨架是可以的，几个重要人物的设置也是站得住的。

1991年秋，我在朱向前老师的游说下，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行李中就夹着《大炼狱》的初稿。第二学年上学期，我已经彻底恢复了自信，就把这个初稿交给张志忠老师，请他给打个分。张老师匆匆读完后，表达了这样的意见：书可以出版，达到了中平水准，技术上的问题也需要认真处理。我不想出一本中平水准的长篇处女作，因为这时对此书的结构和人物更加自信了。按照我当时的判断：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的大转型，与大革命后的法国和废除农奴制后俄国的社会转型，有着惊人的相似，在今后的十几年内，中国文学中的长篇小说，必将出现师法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