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卷（ZC） 游子的文学创作与故乡（1/2）

我是一个在外漂泊多年的地地道道的河南人，一个已经决定把一生都交给文学的游子。今天能出席故乡这个跨世纪的文学盛会，我感受到了一言难尽的激动和光荣。这激动缘于归乡游子对故土发自血缘的归属和认同；这光荣来自于慈母一样的故乡对我这个文学游子的劳动的关注、肯定和奖赏。这次会议肯定会成为独一无二的激励，对我今后的生命，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我一直笃信一个作家只能有唯一的一个故乡，并且偏激地认定：对故乡态度的冷与热、对故乡情感的浓与淡、介入故乡人和事的深与浅，几乎可以直接决定作家的品位高低、气象大小。我的这样一种故乡观，与福克纳对邮票大小的故乡的深情，有同有异。我欣赏他对故乡感情的浓烈和不变，但对他终身都不愿走出密西西比感到遗憾和不解。进而，也对“越是地域的文学越是世界的文学”这种流行的说法将信将疑了。故乡是作家的根部，作家的树干和藤蔓应该具备无限伸延的空间。这种固执和不入时的观念，这些年使我受益匪浅。

整个80年代，是我的漫长的文学学步期。在这十年，因身居异乡的漂泊感和军营这一相对闭锁空间的强制性约束，我经历了太多的苦闷和无望。那时间，对河南籍作家作品的学习，几乎成为我每天必修的科目。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春妮和她的小嘎斯》《黑娃照相》，乔典运的《村魂》《满粟》，田中禾的《五月》，周大新的《汉家女》，刘震云的《塔铺》《新兵连》《一地鸡毛》，李佩甫的《红蚂蚱绿蚂蚱》，张宇的《活鬼》和张长弓、何南丁、于黑丁、孙逊、张斌、张长、侯钰鑫、杨东明、郑彦英、马本德等人的作品，都对我的创作发生过良性影响。张一弓的入世精神，乔典运的研究精神，田中禾的冲淡典雅，周大新的沉实机敏，刘震云的尖锐深刻，李佩甫的淡远悠长，张宇的机智泼俏，在整个80年代的中国文坛，无疑都可备为一格，且都能显示持久的后劲和生命力。虽然河南籍作家在80年代的中国文坛，很少写出红极一时的轰动作品，像《红蚂蚱绿蚂蚱》、《活鬼》这样今天看来已具备经典意味的优秀中篇小说连全国奖都没评上，但他们的劳动和创造力已在时间的隧道里刻上了鲜明的印记。到90年代初，河南作家虽然还没有写出《古船》《白鹿原》《废都》这样在全国产生深远影响的厚重大书，但我对河南作家的未来，一直充满了信心。因为在中原这块大地上，曾经诞生过诗圣杜甫、文启八代之衰的韩愈。什么样的土地，能长什么样的庄稼，江南结橘，江北成枳。当今的中国也处在一个伟大的转型时期，河南这片土地应该能结出硕大的文学金果。

更重要的是，我在学习和研读时发现，尽管河南籍作家各人的操作套路不同，但都对生存这一一切人性主题的根本，给予了极大的尊重和重视。这种情况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其他省域作家群身上是鲜见的。李凖的《黄河东流去》不也是直面中原人的生存的么？进入90年代，河南作家出了一个写生存的集大成之作，出自河南作家之手，决不是偶然的。

进入90年代中后期，河南作家开始显示自己的雄厚实力了。李佩甫的创作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从《无边无际的早晨》到《城市白皮书》，从《学习微笑》到《败节草》，李佩甫展示了让我惊讶的蜕变深度和上扬空间。尽管他这一系列的作品带着蜕变期不可避免的伤痕和缺失，但我对河南作家的下一批作品开始有充满神圣感的期待了。这种情感决不是对某一个作家的敬仰之情，而是对一个新大陆般作家群即将崛起的出自心灵的感知。河南作家的韧性和眼光也在这个90年代显示出了不同凡响。八十岁高龄的姚雪垠在写《李自成》的第四、第五卷；年过古稀的宗璞在写《野葫芦引》；身患糖尿病的二月河伴着大把大把的药片在写《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周大新在潜心描绘《第二十幕》的同时还在修建《向上的台阶》；刘震云写完《新闻》后，竟远离文坛，用五年时间写了洋洋两百万言的《故乡面和花朵》。

一个庞大的作家群，在几乎同一个时段同时发力写长篇小说的现象，在中国文坛是不多见的。引起我浓厚学习和研究兴趣的，决不是一群作家同时写长篇小说，而是这个作家群根植于同一片土地，在长篇小说领域营造出了一片文学史将来不可能绕过的独特风景。1993年勃兴起来的长篇小说创作热，曾遭许多议论，但它把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是社会变化要求文学体裁与之对应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中短篇小说在描绘9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和国人的心路历程上，显然已经力不从心了。河南作家在90年代取得的长篇小说成绩，以招人眼目的群体形象和个案形象，有力地证明了长篇小说在中国未来的一二十年将要进入一个繁荣和成熟时期这一发展趋势。

在我看来，这样几部作品的出现，都可称得上90年代发生在中国文坛的重要事件。199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基于西方现代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已产生广泛影响的基本事实，适时推出了“探索者丛书”。在第一辑